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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汽车市场上，有些消费者对于钟爱的车型，在刚刚上市之初就会迫不及待地想拥有。另外，也有相当一部分消费者选择已经上市一两年的车型，因为上市一两年的车型在销售终端大多会有幅度不小的价格优惠，看起来性价比更高、更实惠。而在小编看来，购买上市半年到一年的车，或许更为划算。

新车上市之初，品质稳定性待考验。

一款新车型上市，消费者能够看到的是各大媒体平台、移动终端的广告宣传，各种线下线上的推广活动。而对于汽车企业内部来说，新车上市之时，正处于产量的爬坡阶段。可以说，与之配套的包括制造、物流乃至其一级二级供应商之内的整个供应体系都处于磨合期。从质量管理角度来说，磨合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而且小批量生产并不足以充分暴露问题。

有人会说，一款新车型在设计开发阶段进行了全方位的大量验证工作，冬季试验、夏季试验、高温、低温、高原等等苛刻的道路试验和耐久性试验，足以发现问题。我们知道，新车型在开发阶段多是进行设计验证，与大批量的流水线生产不同。大批量生产的过程，尤其是对于月销上万甚至几万辆的车型，其过程产生的变差并不能在设计验证的时候被发现。另外，新车上市后发现的问题反馈至汽车企业，再经过论证、改进直到切换使用，是需要一定周期的。这个周期往往需要几十天，甚至更久。

因此，上市半年后是一个较为理想的时间点。这期间生产的车辆，不仅生产、物流、供应链各个环节运转顺畅，所实施的改进也已经到位。不得不说，有自主品牌汽车企业在新款车型上市之前，就在内部提供一定数量的车给员工进行驾评。员工作为消费者，其发现的问题能够更直接、迅速的反馈并得到及时改进或纠正，是值得提倡的。

量产车型面临销售终端价格压力，降成本提高经济效益的做法会被使用。

我们知道，一款车上市一段时间之后（大多一年之后），消费者对其的新鲜感在逐渐下降。大多数车企都会在销售终端采取优惠促销活动，用以保证其销量和市场竞争力。销售终端价格的降低，意味着企业要损失利润。企业终究是以盈利为目的，要保证利润，一个新兴的名词则浮出水面——VAVE。VA（Value analysis）价值分析，VE（Value Engineering）价值工程。VAVE是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的有效方法。

除了正常的摊销成本之外，汽车企业的VAVE则分为两个方面：

其一，国产化（Localization）。顾名思义，国产化就是将原本进口的零部件通过在国内生产而实现成本降低。市场上在售的大多数车型，或多或少都存在着进口零部件。近年来，合资品牌在推行的国产化，其目的就是降低成本，以获得更大利润。由于国内技术、管理等方面的限制，有些零部件在国产化的同时，会伴随着不小的质量风险。

其二，替代。是指在不影响车辆结构、性能的情况下，采用替代方案以降低成本。事实上，将品质过剩的零部件或设计经过更合理的优化，或者采取更先进的技术或结构来替代现有结构，既降低了成本又不会对车辆造成任何影响的变化，是可以被接受的。如车门结构的轻量化，既能增加强度又可以减轻重量，对于消费者和企业都是有利的。但替代过程也存在为了完成利润目标而采取的侵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例如，取消车门防撞杆，镀锌钢板更改为普通钢板、地毯厚度减薄，表面处理等级降低等等。这些隐蔽、不可见部位的变化，消费者往往是无法发现的。在小编看来，这种“小聪明”终将会损害企业本身的利益，也会给汽车企业带来无法估量的负面影响。

对于急于尝鲜或者想获得更多价格上优惠的消费者，其选择何时购车都无可厚非。但就小编看来，目前购买上市半年至一年的车更为划算，虽然价格上并没有多少优惠，但或将得到质量更为可靠的、更具性价比的爱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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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撰稿 | 连清川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应该是整个互联网时代中，创造出最多新模式和名词的时期。长尾理论、共享经济、众包、团购……而这些，在其后的互联网飞速发展中，一一落地。

有的模式，随着岁月的流逝，成了昙花一现的辉煌，例如共享单车，共享办公；有的模式，改换门庭，悄悄地变成了互联网的基础配置，例如团购；而有的创新，饱受争议，却渐渐成为了互联网的主流结构，例如：外卖、网约车。

2004年，《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出版了《世界是平的》一书。在书里，他虽然并没有提出一种理论，但是他敏锐地感觉到， 原本公司的层级化结构，似乎已经整体地受到了互联网的挑战。

并不是层级化管理体制的效率降低了：而是，不少职员已经不在公司里，或者，他们并不单纯是一家公司的固定员工。

他们，其实成了类似于自由职业者的劳动者。

弗里德曼的例子特别有意思。他说，在传统时代里，家庭妇女往往无所事事，会和 社会 异常脱节，所以造成了许多家庭妇女自己和婚姻的悲剧。

但是今天，有许多美国家庭妇女摆脱了这样的困境：既是家庭妇女，又是职业女性。

如何做到？比如，她是一个临时性的机票预订者。在忙家务的时候，她可以关掉她的手机；但是她空下来的时候，就可以帮助航空公司，处理各种机票预订信息。

这是众包。

当然，这种情形今天我们早就已经不陌生了。

美团、饿了么外卖平台上的骑手，滴滴、曹操上的司机、顺丰闪送上的快递，拼多多、淘宝上的商家，抖音、快手上的网红、同城、猪八戒上的设计师写手……

严格来讲，他们与平台并不是直接雇佣关系，而是依托于多个平台接单，找到自己的工作机会。

他们逐平台而生，很多人同时登记了多个平台，就是为了保证获得更多接单的机会，这样也可以实现效益最大化。

快递员（图/图虫创意）

对于这部分人群，官方有一个更加严肃的名称：灵活就业人员。

这个群体有多大？人社部7月份的统计数据是2亿。而2021年的人口统计，15-59岁的人口，是8.9亿。

只有极少数的人习惯被束缚，尤其到了今天有了更多就业选择的时候。

在传统时代中，多数人不得不被迫依附于某一个机构的原因，是因为本身 社会 就业机会就较为稀少，而转换工作的成本却奇高无比。

而今天，互联网已经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了丰富的机会。如果你对于某一种职业有专长或者爱好，那么在同一个领域中，你可以在几个类似的平台中切换，甚至可以同时把几个平台都登记上；若是你没有发现对胃口的工作，而只是在寻找的过程中，你甚至可以在不同的平台中穿梭，去寻找自己的机会。

这样的就业方式所呈现的一种结果就是： 颠覆了传统劳动雇佣关系，而进入了平台-合作模式之中。

这当然对于双方而言，都是一种解脱。

网约车司机（图/图虫创意）

很多互联网公司都会面临一个问题：公司要壮大成长，就必须多雇佣员工，但是许多就业者实际上并不愿意单纯依赖于一家公司。

尤其是对于互联网新业态从业人员，如网约车司机、外卖人员、快递人员，仅仅与一家公司形成固定劳务关系，就意味着失去更多赚钱机会。

关键还在于，对于雇员而言，找到一个工作能否符合自己的兴趣与追求且不待说，待在一个固定的公司机构里，有着许多难以言语表达的风险与挑战：与管理者是否合拍？与公司同事是否融洽？公司能否准时足额发放工资？管理风格与文化是否合适自己？会不会过多加班或者出差？

有时候，如果双方都没有太多选择，就只能勉强“在一起”。

一家公司的职员为何如此看重社保和五险一金？因为那是保障。为什么要签劳动合同？因为那是保护。出现了工伤怎么办？孕期谁给保障性工资？养老没有保障，人们能够心安理得吗？

这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

之前，在中国只有两种界定劳动关系的方法：要么你是公司的雇员，签劳动合同，享有法定劳动保障；要么，成为灵活就业者，可相对自由地支配工作，但是出了意外，只能自己承担（如按照灵活就业人员标准缴纳社保和享有相应劳动保障）。

这就是劳动关系的二分法：是职员，或者民事关系的合作方。

市场竞争的存在，使任何一家公司都不敢放松对自我的提升。

例如在外卖行业，一个投诉的出现，如果处理稍不谨慎，就会导致商誉与用户的流失。所以，平台企业不能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合规化是所有平台公司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悬挂在每一家平台企业头上。

街头的外卖员（图/图虫创意）

这也不仅仅是中国自己的问题。

在美国，法官支持了认定优步司机为优步雇员的事实，要求优步付出与员工等同的劳动报酬；而在西班牙，配送平台Deliveroo被判履行全部雇佣责任，它干脆宣布退出西班牙市场，2500名雇员无处可去。

互联网经济虽是创新，但也并非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无非是应对市场需求而产生的技术化产品。 事实上，任何一种企业行为，其需要的，恰恰是政府对市场的规范性。

调整灵活就业人员与平台的关系，形成彼此之间合适的权利与义务，确保平台对灵活就业人员提供保障，促进灵活就有人员适应和遵循的平台模式，遏制同类平台间非理性、无休止的厮杀，这些原本就是规范的作用。

所幸，7月份，人社部、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共同印发《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的文件 ，这其实就是从劳动保障的两分法过渡到三分法。

所谓三分法，也就是从原本的要么雇佣、要么合作的关系之间，加入了一层关系，即“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但企业对劳动者进行劳动管理”的关系。其解决方法在于，“指导企业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协议，合理确定企业与劳动者的权利义务”。

国家有关部门出台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文件（图/网络）

这是依据《劳动法》采取的一个重大措施，是应对互联网平台经济等新就业形态的针对性政策。

在动辄使用数十万、上百万劳动者的平台型企业，劳动关系是否合规向来是一个重要问题。

穿行在街道上的外卖员（图/视觉中国）

统计数字显示，到2020年10月，美团有470万名骑手；截至2021年第一季度，滴滴出行的年度活跃司机数量为1500万。

如果把这些骑手、司机都算企业员工的话，那么所有人员成本都会由企业负责，即便以美团、滴滴的营收规模，怕也支持不了多长时间。

但是，以文件所指的这种相对灵活的处理方式，平台给予骑手必要保障，包括意外、伤害等基本保障，而社保、养老等 社会 保障，由国家与个体之间，实现某种程度的分摊，或可逐步解决问题。

自然，这个文件，尚未有明确的落实方案出来。或许其后对于平台的具体签约方式与权利义务，都会有明确意见。

但这显然是很重要的一步。原先由于法规存在模糊地带而产生的合规化问题，就此可以获得合理化解决方案， 这有助于平台和劳动者确立更加稳定和谐的劳动关系。

至于平台之间比拼系统的紧密性、无限开发骑手潜能等恶性竞争，也会在这一意见出台和落实之后，得以矫正。

这一变化自然是对已经影响 社会 就业与民生的一个互联网现象的回应。 某种程度而言，这也是对于美团、饿了么等平台型公司的一个前瞻性安排。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不断迭代，新就业形态在不断浮现出来。十年之前，无人知道外卖会如此兴盛；五年之前，无人知道短视频会如此流行。

平台型企业的一大优势，恰恰在于因势利导，不断创造性地开发出新的商业模式，从而不断吸引新的用户和劳动者加入，就可使整个市场繁荣起来。

从这个角度上说，新的劳动关系定义在对平台松绑的时候，已经迎来了全面爆发的春天。

年轻人的想象力总是无限的。会有怎样的新职业出现呢？

反正，跟着去看就行了。“自由”，本来就应用于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