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手、司机和快递小哥,终于看见了安稳的未来

特约撰稿 | 连清川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应该是整个互联网时代中，创造出最多新模式和名词的时期。长尾理论、共享经济、众包、团购……而这些，在其后的互联网飞速发展中，一一落地。

有的模式，随着岁月的流逝，成了昙花一现的辉煌，例如共享单车，共享办公；有的模式，改换门庭，悄悄地变成了互联网的基础配置，例如团购；而有的创新，饱受争议，却渐渐成为了互联网的主流结构，例如：外卖、网约车。

2004年，《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出版了《世界是平的》一书。在书里，他虽然并没有提出一种理论，但是他敏锐地感觉到， 原本公司的层级化结构，似乎已经整体地受到了互联网的挑战。

并不是层级化管理体制的效率降低了：而是，不少职员已经不在公司里，或者，他们并不单纯是一家公司的固定员工。

他们，其实成了类似于自由职业者的劳动者。

弗里德曼的例子特别有意思。他说，在传统时代里，家庭妇女往往无所事事，会和 社会 异常脱节，所以造成了许多家庭妇女自己和婚姻的悲剧。

但是今天，有许多美国家庭妇女摆脱了这样的困境：既是家庭妇女，又是职业女性。

如何做到？比如，她是一个临时性的机票预订者。在忙家务的时候，她可以关掉她的手机；但是她空下来的时候，就可以帮助航空公司，处理各种机票预订信息。

这是众包。

当然，这种情形今天我们早就已经不陌生了。

美团、饿了么外卖平台上的骑手，滴滴、曹操上的司机、顺丰闪送上的快递，拼多多、淘宝上的商家，抖音、快手上的网红、同城、猪八戒上的设计师写手……

严格来讲，他们与平台并不是直接雇佣关系，而是依托于多个平台接单，找到自己的工作机会。

他们逐平台而生，很多人同时登记了多个平台，就是为了保证获得更多接单的机会，这样也可以实现效益最大化。

快递员（图/图虫创意）

对于这部分人群，官方有一个更加严肃的名称：灵活就业人员。

这个群体有多大？人社部7月份的统计数据是2亿。而2021年的人口统计，15-59岁的人口，是8.9亿。

只有极少数的人习惯被束缚，尤其到了今天有了更多就业选择的时候。

在传统时代中，多数人不得不被迫依附于某一个机构的原因，是因为本身 社会 就业机会就较为稀少，而转换工作的成本却奇高无比。

而今天，互联网已经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了丰富的机会。如果你对于某一种职业有专长或者爱好，那么在同一个领域中，你可以在几个类似的平台中切换，甚至可以同时把几个平台都登记上；若是你没有发现对胃口的工作，而只是在寻找的过程中，你甚至可以在不同的平台中穿梭，去寻找自己的机会。

这样的就业方式所呈现的一种结果就是： 颠覆了传统劳动雇佣关系，而进入了平台-合作模式之中。

这当然对于双方而言，都是一种解脱。

网约车司机（图/图虫创意）

很多互联网公司都会面临一个问题：公司要壮大成长，就必须多雇佣员工，但是许多就业者实际上并不愿意单纯依赖于一家公司。

尤其是对于互联网新业态从业人员，如网约车司机、外卖人员、快递人员，仅仅与一家公司形成固定劳务关系，就意味着失去更多赚钱机会。

关键还在于，对于雇员而言，找到一个工作能否符合自己的兴趣与追求且不待说，待在一个固定的公司机构里，有着许多难以言语表达的风险与挑战：与管理者是否合拍？与公司同事是否融洽？公司能否准时足额发放工资？管理风格与文化是否合适自己？会不会过多加班或者出差？

有时候，如果双方都没有太多选择，就只能勉强“在一起”。

一家公司的职员为何如此看重社保和五险一金？因为那是保障。为什么要签劳动合同？因为那是保护。出现了工伤怎么办？孕期谁给保障性工资？养老没有保障，人们能够心安理得吗？

这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

之前，在中国只有两种界定劳动关系的方法：要么你是公司的雇员，签劳动合同，享有法定劳动保障；要么，成为灵活就业者，可相对自由地支配工作，但是出了意外，只能自己承担（如按照灵活就业人员标准缴纳社保和享有相应劳动保障）。

这就是劳动关系的二分法：是职员，或者民事关系的合作方。

市场竞争的存在，使任何一家公司都不敢放松对自我的提升。

例如在外卖行业，一个投诉的出现，如果处理稍不谨慎，就会导致商誉与用户的流失。所以，平台企业不能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合规化是所有平台公司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悬挂在每一家平台企业头上。

街头的外卖员（图/图虫创意）

这也不仅仅是中国自己的问题。

在美国，法官支持了认定优步司机为优步雇员的事实，要求优步付出与员工等同的劳动报酬；而在西班牙，配送平台Deliveroo被判履行全部雇佣责任，它干脆宣布退出西班牙市场，2500名雇员无处可去。

互联网经济虽是创新，但也并非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无非是应对市场需求而产生的技术化产品。 事实上，任何一种企业行为，其需要的，恰恰是政府对市场的规范性。

调整灵活就业人员与平台的关系，形成彼此之间合适的权利与义务，确保平台对灵活就业人员提供保障，促进灵活就有人员适应和遵循的平台模式，遏制同类平台间非理性、无休止的厮杀，这些原本就是规范的作用。

所幸，7月份，人社部、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共同印发《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的文件 ，这其实就是从劳动保障的两分法过渡到三分法。

所谓三分法，也就是从原本的要么雇佣、要么合作的关系之间，加入了一层关系，即“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但企业对劳动者进行劳动管理”的关系。其解决方法在于，“指导企业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协议，合理确定企业与劳动者的权利义务”。

国家有关部门出台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文件（图/网络）

这是依据《劳动法》采取的一个重大措施，是应对互联网平台经济等新就业形态的针对性政策。

在动辄使用数十万、上百万劳动者的平台型企业，劳动关系是否合规向来是一个重要问题。

穿行在街道上的外卖员（图/视觉中国）

统计数字显示，到2020年10月，美团有470万名骑手；截至2021年第一季度，滴滴出行的年度活跃司机数量为1500万。

如果把这些骑手、司机都算企业员工的话，那么所有人员成本都会由企业负责，即便以美团、滴滴的营收规模，怕也支持不了多长时间。

但是，以文件所指的这种相对灵活的处理方式，平台给予骑手必要保障，包括意外、伤害等基本保障，而社保、养老等 社会 保障，由国家与个体之间，实现某种程度的分摊，或可逐步解决问题。

自然，这个文件，尚未有明确的落实方案出来。或许其后对于平台的具体签约方式与权利义务，都会有明确意见。

但这显然是很重要的一步。原先由于法规存在模糊地带而产生的合规化问题，就此可以获得合理化解决方案， 这有助于平台和劳动者确立更加稳定和谐的劳动关系。

至于平台之间比拼系统的紧密性、无限开发骑手潜能等恶性竞争，也会在这一意见出台和落实之后，得以矫正。

这一变化自然是对已经影响 社会 就业与民生的一个互联网现象的回应。 某种程度而言，这也是对于美团、饿了么等平台型公司的一个前瞻性安排。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不断迭代，新就业形态在不断浮现出来。十年之前，无人知道外卖会如此兴盛；五年之前，无人知道短视频会如此流行。

平台型企业的一大优势，恰恰在于因势利导，不断创造性地开发出新的商业模式，从而不断吸引新的用户和劳动者加入，就可使整个市场繁荣起来。

从这个角度上说，新的劳动关系定义在对平台松绑的时候，已经迎来了全面爆发的春天。

年轻人的想象力总是无限的。会有怎样的新职业出现呢？

反正，跟着去看就行了。“自由”，本来就应用于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