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东物流仓储是什么意思?
1. 京东物流仓储是什么？
京东物流仓储是京东集团旗下的一个专业化仓储管理服务部门，主要负责商品的储存、管理和配送。该仓储服务遍布全国，拥有数百万平方米的占地面积，是中国最大的物流仓储服务之一。
2. 京东物流仓储的功能特点如何？
京东物流仓储采用先进的物流仓储管理系统，能够实时管理仓库存储空间和货物清单。内部设有高效的配送系统和网络，确保货物能够迅速、准确地送达消费者手中。此外，仓储流程中的货物装卸、分拣、包装和出库操作高效且安全。
3. 京东物流仓储的重要性是什么？
对于京东商家而言，京东物流仓储能够高效地完成商品的入库、储存和配送，降低物流成本，提高物流效率，从而促进电商行业的发展。对消费者而言，京东物流仓储提供快速、准确、安全的商品配送服务，极大地提升了购物体验。
京东物流仓储是京东集团旗下的一个专业化仓储管理服务部门，主要负责商品的储存、管理和配送。该仓储服务遍布全国，拥有数百万平方米的占地面积，是中国最大的物流仓储服务之一。
2. 京东物流仓储的功能特点如何？
京东物流仓储采用先进的物流仓储管理系统，能够实时管理仓库存储空间和货物清单。内部设有高效的配送系统和网络，确保货物能够迅速、准确地送达消费者手中。此外，仓储流程中的货物装卸、分拣、包装和出库操作高效且安全。
3. 京东物流仓储的重要性是什么？
对于京东商家而言，京东物流仓储能够高效地完成商品的入库、储存和配送，降低物流成本，提高物流效率，从而促进电商行业的发展。对消费者而言，京东物流仓储提供快速、准确、安全的商品配送服务，极大地提升了购物体验。
美团外卖我们下单骑手能不能看到我们买的是什么?
只要包装透明就能看到，卖家有隐私保护，骑手不会恶意查看的。
美团外卖和饿了么早就推出了“号码保护”功能，但不少用户对此并不知情，知情用户在下单时也经常会忘记勾选这项隐私保护选项。
一般美团对每一笔订单的买家姓名、手机号等信息做自动屏蔽处理，用户不再需要手动勾选“匿名购买”选项。自此以后，骑手和商家都将只能通过虚拟电话号码和APP内置聊天工具联系用户，订单完成后，虚拟号码和聊天页面永久失效，骑手和商家端保存的用户地址信息也将被隐藏。
美团“号码保护”
美团外卖相关负责人表示，启用“号码保护”之后，商家和骑手只能通过临时生成的虚拟号码联系用户，订单结束后，虚拟号码自动作废，商家和骑手也无法获知用户的真实电话号码，从技术上避免了用户信息的泄露风险。
推出隐藏号码功能对用户隐私保护是一种有益探索，但更应该在机制建设上多下功夫。平台如能在用户下单时以更明显方式提示用户勾选“号码保护”功能，并声明如不勾选可能产生的隐患风险，将更有助于用户的隐私保护。
文｜AI财经社 冒诗阳
编辑｜孙明
美团外卖对骑手身份、行为监管责任的逃避，正成为隐患。
1月6日晚，根据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警方消息，一名美团外卖骑手因涉嫌故意杀人而被调查。
案件发生在20多年前。在2000年7月20日新疆的一起故意杀人案中，作案人杀害两人后潜逃。2020年12月28日，警方通过对比找到了犯罪嫌疑人赵某某（男，54岁，吉林省人），经过警方讯问，赵某某供述了当年在新疆行凶的犯罪事实。而此时，这名潜逃了20多年的犯罪嫌疑人，正以美团外卖骑手为生。
这不是美团外卖骑手第一次陷入命案。2019年12月22日，一位美团外卖骑手在武汉洪山区一商场内持刀行凶，警方赶到后遇刺者已丧失生命体征。除了命案外，仅2020年，就有美团外卖骑手“直播骚扰女顾客”，“未点餐被强送外卖”等消息见诸报道。
这些事件暴露出的问题不同，但无不指向美团等外卖平台。在骑手招募中，从平台到站点与其说是在筛人，不如说是在拉人、揽工。
美团外卖骑手应聘，被拒比入职难
根据美团官方披露，2019年通过美团平台获得收入的骑手总数为398.7万人，比2018年增长了23.3%。在所有骑手中，男性骑手占比为93.3%；20-40岁骑手占比83.7%。
通过绝大多数从业者勤恳的劳动，外卖送餐员作为一个整体，逐渐在社会上获得更多的尊重和理解，但故事的另一面，由于外卖平台简陋的身份审核机制，大范围通过外包等形式规避管理职责，让“骑手”成为最容易获得的谋生方式，这就为少数有不良行为倾向甚至罪案逃犯混入其中提供了可能性。
“全职兼职都可以做。”美团外卖通州区某站点的负责人告诉AI财经社，“会使用智能手机客户端和导航、身体健康、年龄18到57岁，满足这三个条件就能来。”
AI财经社了解到，目前美团外卖骑手分为全职和“众包”两种，所谓众包即是兼职。两者差别体现在收入计算方式和管理制度上。收入上，以北京为例，全职骑手每月送餐800单以内按8元每单结算工资，超过800单的部分按8.5元每单结算，工资月结，优势是相对稳定；众包骑手每单价格不固定，可选择的订单往往配送难度高一些，好处是收入高，一单经常能挣13元以上，日结工资。管理上，全职骑手有考勤要求，众包骑手则可以随时开始、随时结束。
但无论是全职还是众包，美团外卖对骑手的审核、监管都十分简陋。
“有身份证、健康证，再准备一张银行卡，明天就可以开始工作。”美团外卖朝阳区某站点的负责人告诉AI财经社，做全职骑手需要现场面试，但内容只是“给你讲一下工作性质跟工资”，此外“你同意工作，我给你做个简单培训，就能上岗。”
众包骑手的审核更为简单。“没有任何考察，不用面试。”一名美团众包骑手告诉AI财经社，下载一个名为“美团众包”的APP，在后台上传身份证、健康证，注册完成后即可开始接单，“一直缺人，扫我的二维码再注册骑手，我还能得到奖金。”
AI财经社了解到，美团外卖骑手的招募渠道分为两个，总部只参与全职骑手的招募，根据应聘者住处就近分配站点，再由站点负责人具体对接。众包骑手则可以线上申请，或直接联系站点负责人。
然而，由于骑手短缺，美团骑手的招聘在很多地区都像是一个“卖方市场”，用工方将骑手的审核降至最低，比起筛人，从负责美团骑手招聘的总部部门到各个站点，他们的工作更像是在“揽人”。
“没做过也没事，能入职咱们有老骑手带的。”直属于美团负责骑手招募的负责人向参与应聘骑手的AI财经社记者表示，“干好了（工资）一万左右没问题。”
不仅不履行审查责任，美团推进骑手招聘的部门还可以帮应聘者“走后门”。上述美团负责人透露，被系统“拉黑”的众包骑手、被站点负责人淘汰的全职骑手，都可以来找他，他可以帮助解决问题，“只要你肯吃苦，我带你赚钱。”
业务能力施压
对从业人员身份、行为的核查是很多行业普遍存在的难点，然而，外卖职业的特征，决定了配送员能够有更多渠道获得客户私人信息，外卖骑手的工作区域相对固定，对所负责区域情况往往熟悉程度较高，甚至能够掌握部分客户的生活习惯，与快递多在白天作业不同，骑手有机会在深夜出入住宅。再加上骑手数量庞大，这些特点意味着一旦管理失控，小的概率也可能带来大的隐患。
2020年3月，一名美团外卖骑手直播打电话骚扰女顾客的视频在网络流传。视频中，这名外卖骑手将镜头对准手机上的美团骑手后台，画面上能清楚看到用户购买的商品明细，骑手故意向女顾客抛出骚扰问题，随后改口蒙混过关，引发直播看客的一阵哄笑，而这名女顾客对此毫不知情。
2020年5月，江苏南京一市民称其女友在未点餐的情况下，有美团外卖骑手上门送餐。据警方调查通报，这名骑手从另一名骑手处获取当事人姓名、住址等隐私信息，自行下单定外卖到地址，后将外卖送上门以同顾客接触。
此类事件在互联网端屡见不鲜，这背后，美团等外卖平台对骑手从业人员不仅身份审核简陋，对其行为的监管和约束亦十分简单。
以北京地区为例，一名美团众包骑手告诉AI财经社，北京有26个站点，规模较小的站点有二三十名骑手，大的站点则有上百名骑手，“大站点每天都有人员变动”，骑手数量众多，且人员流动性大，导致站长要对骑手实施考察几乎不可能，“站长可以在后台看到我们的位置，调配我们跑业务，别的都不管。”
实际上，美团等外卖平台对骑手的考核制度不仅未对行为规范有效考察，“唯业绩论”的高压考核方式，对从业者心理健康状况的漠视，反而制造了冲突的可能性，也使得骑手成为高危职业。
“只会考核我们的准点率、投诉和差评。”上述众包骑手告诉AI财经社，出现这些问题，平台都会将惩罚落实到骑手，“每天要跑五六十单，多的时候七八十单。”
2020年9月央视财经的一项调查中，一名外卖员在一小时内送达5单外卖，为保证时间，外卖员共计六次违反交通规则。除了准点率带来的隐患外，接受央视采访的一名美团外卖骑手透露，投诉罚款50元，投诉情况严重的，则可能罚款500元。
严苛的制度下，骑手们为了保证准点率而在午餐、晚餐等高峰时段高风险作业，为了消灭投诉和差评，部分骑手情绪失控报复顾客等事情经常发生。
“劳务外包＋众包兼职”支撑起400万骑手
与高压的考核方式形成对比的，是平台、用工方对骑手保障的逃避。
“每天从工资里扣3块钱作为保险费，没有其他保障了。”上述众包骑手告诉AI财经社，但对于保险“保”了什么，他并不清楚，而对于美团向骑手提供的心理咨询热线，实际也形同虚设，“不了解”也“不会打”。
“现在没有跟美团直接签署的合同了。”上述美团外卖朝阳区某站点的负责人向AI财经社记者介绍说，即便是全职骑手，也只能跟劳务公司签电子合同，无论是全职还是众包，都不缴纳五险一金。
“新骑手选众包的比选全职的多。”一名美团全职骑手告诉AI财经社，他已经从事这份职业超过三年时间，由于用工量和流动量十分大，再加上全职比兼职并没有太多优势，因此新入行者很多都选择做众包骑手。
这种劳务外包＋众包兼职的模式，支撑起了美团近400万的骑手团队，以及美团庞大的外卖送餐业务。
根据美团2020年三季度财报，当季美团餐饮外卖日均单量达到历史峰值3492万单，同比增长30.1%，单均盈利0.23元；同期骑手成本每单核算20Q3单均7.4元，与去年同期持平。
单均盈利仅有0.23元的情况下，美团为保障外卖业务的利润，几乎没有太多空间去改善骑手的福利。与之相反，美团的业绩增长正更多依赖于外卖送餐，根据财报，从2017年第三季度到2020年第三季度，美团的餐饮外卖业务所贡献的收入从60.44亿元增长至206.93亿元，快速的增长下，2020年第三季度外卖送餐收入已经贡献了美团总营收的58.45%，成为美团的“基本盘”。
相比之下，美团到店和酒店旅游以及新业务两个板块收入的占比则分别仅有18.30%和23.25%。
在外卖这项生意中，美团考虑的是如何更好盈利，而在本就毛利很低的外卖生意中，更难看到改善问题的可能性。然而，美团以漏洞百出的揽工方式、低成本的用工制度支撑起的“基本盘”，无疑是将很多本应由平台承担的责任推向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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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兴的一道题，美团的两道坎
垄断争议风波不断
24岁的王兴从美国辍学回国时，正是2003年冬天。他先后创立了校内网和饭否网，都以失败告终。
但他毫不气馁，接着在2010年推出了美团网。历经千团混战、外卖大战，带领美团一路狂奔，终成互联网江湖的一方霸主，跻身互联网TOP3。
然而，2020年年末，美团却屡陷反垄断舆论风波。
近日，因取消支付宝渠道，美团遭遇反垄断诉讼。起诉原因，与此前阿里如出一辙，皆因困扰中国互联网发展十年之久的“二选一”。
所谓二选一，指的是入驻平台的商家，只能在该平台卖货。这种商业行为，最终实质是为了打压对手，即通过控制商家，间接控制了消费者选择的权利。
如今，监管重拳出击，剑指长期以来广受诟病的 “二选一”、 “大数据杀熟”以及“搭售”等互联网垄断问题。
“二选一”由来已久
中国互联网领域最早的“二选一”始于2010年，360和腾讯的“3Q”大战。
当时360发布了一款“隐私保护器”，专门搜集QQ软件是否侵犯用户隐私。作为互联网的龙头，腾讯当然不能容忍，于是给了10亿用户两个选择：要么装载360软件，但QQ会停止运行；要么卸载360软件，QQ才能登录。
此后，“二选一”在中国互联网界开始被滥用。
美团参与支付领域“二选一”之争，开始于2018年，正值腾讯和阿里都在开足马力向线下零售业进军之际，两大巨头的移动支付大战也进入白热化阶段。
2018年3月，腾讯系沃尔玛、步步高被爆出下线支付宝支付功能。随后，作为反击，阿里系的盒马生鲜宣布只能使用支付宝付款。
数据显示，2018年，支付宝占据支付市场份额为53.78%，微信支付仅占38.87%。为了支持腾讯，2018年之后，美团开始逐渐屏蔽支付宝支付。
那么，美团缘何站队腾讯？
阿里的根基是交易，需要做流量聚合；腾讯的根基是社交，需要的是流量分发。因此，生态下具备战略意义的公司，阿里偏好绝对控股，腾讯的风格则更温文尔雅，占股但不控股，马化腾更是称“要把半条命交给合作伙伴”。
当时的王兴，看明白了两大巨头的流量逻辑，最终选择了站队腾讯。因为，王兴的“野心”，是想独立发展为本地生活服务电商老大。
事实上，美团和阿里很像，本质也是交易平台，需要流量聚合。同是做交易，王兴很清楚，“同向为竞，相向为争”。在本地生活服务领域，美团和阿里必有一争。
2018年10月12日，阿里正式宣布成立本地生活服务公司，由饿了么和口碑两大业务合并而成。从业务范围来看，阿里本地生活服务公司与美团的外卖和到店业务完全对标，再加上阿里体系内的淘票票和飞猪旅行等业务板块，阿里和美团形成了全面竞争态势。
事实上，美团垄断争议并不止于“二选一”。
美团作为外卖行业龙头老大，被指对餐饮商户抽成过高，在部分地区流水抽成达到18%-26%。2020年4月10日，广东餐饮服务行业协会发布《广东餐饮行业致美团外卖联名交涉函》，要求美团外卖降低抽佣比例和取消独家合作。除此之外，四川、重庆、云南、山东等地的多个行业协会也致信美团，呼吁降低佣金。
饱受诟病的，还有利用大数据“杀熟”。2020年12月，有媒体文章称，“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外卖，同一个配送位置，开通美团外卖会员后，外卖配送费却比非会员还高”。
一时间，美团成为众矢之的：吃相难看！
除了外卖，美团在其他领域也存在大数据杀熟行为。有网友反映，同一个电竞酒店订单，都是非会员，一名女网友账号显示268元，她男朋友账号则是248元。
网友发现，同一时间，购买起始地相同的同一趟航班，也出现了不同的价格。长时间使用的充值会员账号比使用较少的非会员账号，少则贵几元，多则贵出几百元。
相比国外反垄断，为了支持新经济，多年来中国对互联网领域采取了包容审慎的态度，从未因反垄断查处过任何一家中国互联网企业。
但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巨头体量的增长，市场集中度提高，反垄断问题日益突出，尤其是新冠疫情刺激了线上经济的发展。
此外，互联网巨头们在社区团购领域的巨额投入，在短时间内对生活必需品价格体系过快造成了冲击。叠加蚂蚁集团等互联网金融引起的争议，社会各界赞同加速推动反垄断监管的观点不断增多。
王兴面前的新课题
2020年11月10日，市场监管总局就《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如刷单刷评行为，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等等这些排它、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在意见稿中均将被认为是可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同时，国家开具了互联网反垄断以来的最大罚单，对阿里收购银泰、阅文收购新丽、丰巢收购中邮智递三起未依法申报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顶格罚款50万元，成为《反垄断法》颁布以来互联网公司因垄断被罚的第一案。
监管动真格后，“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等排它、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终将成为历史。
作为反垄断重点监管对象，美团的发展前景无疑将受到限制，这也是摆在王兴面前的新课题，美团未来的坎不会少。
首先，美团无边界扩张，树敌无数，未来会更难。
成立以来，美团在团购、外卖、酒旅、出行、娱乐等领域，四面出击，树敌无数。目前，阿里、百度、滴滴、携程都已经是美团的直接对手。
出行领域，好友程维曾经问过王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王兴回答，我就想试试。
未来，在 “我们帮助人们吃得更好，生活得更好”的新使命下，王兴想试试的领域，将会更多。
其次，美团需要科技创新。
互联网反垄断浪潮袭来，互联网巨头靠资本野蛮扩张的时代将告一段落。打铁还需自身硬，比起在低端领域扩张，科技创新才是未来的制胜之道。
起家于模仿的美团，多是在前人已有的基础上一路超越至今，创新能力有待观察。“美团优选”被列为继团购、外卖后美团的第三条增长曲线。然而，社区团购平台低价倾销、挤压就业等问题已经受到监管层关注。
美团的未来怎么走？或许对王兴而言，中场结束，下半场才刚刚开始。让我们拭目以待。
文丨林雨秀
来源丨正经社
编辑｜孙明
美团外卖对骑手身份、行为监管责任的逃避，正成为隐患。
1月6日晚，根据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警方消息，一名美团外卖骑手因涉嫌故意杀人而被调查。
案件发生在20多年前。在2000年7月20日新疆的一起故意杀人案中，作案人杀害两人后潜逃。2020年12月28日，警方通过对比找到了犯罪嫌疑人赵某某（男，54岁，吉林省人），经过警方讯问，赵某某供述了当年在新疆行凶的犯罪事实。而此时，这名潜逃了20多年的犯罪嫌疑人，正以美团外卖骑手为生。
这不是美团外卖骑手第一次陷入命案。2019年12月22日，一位美团外卖骑手在武汉洪山区一商场内持刀行凶，警方赶到后遇刺者已丧失生命体征。除了命案外，仅2020年，就有美团外卖骑手“直播骚扰女顾客”，“未点餐被强送外卖”等消息见诸报道。
这些事件暴露出的问题不同，但无不指向美团等外卖平台。在骑手招募中，从平台到站点与其说是在筛人，不如说是在拉人、揽工。
美团外卖骑手应聘，被拒比入职难
根据美团官方披露，2019年通过美团平台获得收入的骑手总数为398.7万人，比2018年增长了23.3%。在所有骑手中，男性骑手占比为93.3%；20-40岁骑手占比83.7%。
通过绝大多数从业者勤恳的劳动，外卖送餐员作为一个整体，逐渐在社会上获得更多的尊重和理解，但故事的另一面，由于外卖平台简陋的身份审核机制，大范围通过外包等形式规避管理职责，让“骑手”成为最容易获得的谋生方式，这就为少数有不良行为倾向甚至罪案逃犯混入其中提供了可能性。
“全职兼职都可以做。”美团外卖通州区某站点的负责人告诉AI财经社，“会使用智能手机客户端和导航、身体健康、年龄18到57岁，满足这三个条件就能来。”
AI财经社了解到，目前美团外卖骑手分为全职和“众包”两种，所谓众包即是兼职。两者差别体现在收入计算方式和管理制度上。收入上，以北京为例，全职骑手每月送餐800单以内按8元每单结算工资，超过800单的部分按8.5元每单结算，工资月结，优势是相对稳定；众包骑手每单价格不固定，可选择的订单往往配送难度高一些，好处是收入高，一单经常能挣13元以上，日结工资。管理上，全职骑手有考勤要求，众包骑手则可以随时开始、随时结束。
但无论是全职还是众包，美团外卖对骑手的审核、监管都十分简陋。
“有身份证、健康证，再准备一张银行卡，明天就可以开始工作。”美团外卖朝阳区某站点的负责人告诉AI财经社，做全职骑手需要现场面试，但内容只是“给你讲一下工作性质跟工资”，此外“你同意工作，我给你做个简单培训，就能上岗。”
众包骑手的审核更为简单。“没有任何考察，不用面试。”一名美团众包骑手告诉AI财经社，下载一个名为“美团众包”的APP，在后台上传身份证、健康证，注册完成后即可开始接单，“一直缺人，扫我的二维码再注册骑手，我还能得到奖金。”
AI财经社了解到，美团外卖骑手的招募渠道分为两个，总部只参与全职骑手的招募，根据应聘者住处就近分配站点，再由站点负责人具体对接。众包骑手则可以线上申请，或直接联系站点负责人。
然而，由于骑手短缺，美团骑手的招聘在很多地区都像是一个“卖方市场”，用工方将骑手的审核降至最低，比起筛人，从负责美团骑手招聘的总部部门到各个站点，他们的工作更像是在“揽人”。
“没做过也没事，能入职咱们有老骑手带的。”直属于美团负责骑手招募的负责人向参与应聘骑手的AI财经社记者表示，“干好了（工资）一万左右没问题。”
不仅不履行审查责任，美团推进骑手招聘的部门还可以帮应聘者“走后门”。上述美团负责人透露，被系统“拉黑”的众包骑手、被站点负责人淘汰的全职骑手，都可以来找他，他可以帮助解决问题，“只要你肯吃苦，我带你赚钱。”
业务能力施压
对从业人员身份、行为的核查是很多行业普遍存在的难点，然而，外卖职业的特征，决定了配送员能够有更多渠道获得客户私人信息，外卖骑手的工作区域相对固定，对所负责区域情况往往熟悉程度较高，甚至能够掌握部分客户的生活习惯，与快递多在白天作业不同，骑手有机会在深夜出入住宅。再加上骑手数量庞大，这些特点意味着一旦管理失控，小的概率也可能带来大的隐患。
2020年3月，一名美团外卖骑手直播打电话骚扰女顾客的视频在网络流传。视频中，这名外卖骑手将镜头对准手机上的美团骑手后台，画面上能清楚看到用户购买的商品明细，骑手故意向女顾客抛出骚扰问题，随后改口蒙混过关，引发直播看客的一阵哄笑，而这名女顾客对此毫不知情。
2020年5月，江苏南京一市民称其女友在未点餐的情况下，有美团外卖骑手上门送餐。据警方调查通报，这名骑手从另一名骑手处获取当事人姓名、住址等隐私信息，自行下单定外卖到地址，后将外卖送上门以同顾客接触。
此类事件在互联网端屡见不鲜，这背后，美团等外卖平台对骑手从业人员不仅身份审核简陋，对其行为的监管和约束亦十分简单。
以北京地区为例，一名美团众包骑手告诉AI财经社，北京有26个站点，规模较小的站点有二三十名骑手，大的站点则有上百名骑手，“大站点每天都有人员变动”，骑手数量众多，且人员流动性大，导致站长要对骑手实施考察几乎不可能，“站长可以在后台看到我们的位置，调配我们跑业务，别的都不管。”
实际上，美团等外卖平台对骑手的考核制度不仅未对行为规范有效考察，“唯业绩论”的高压考核方式，对从业者心理健康状况的漠视，反而制造了冲突的可能性，也使得骑手成为高危职业。
“只会考核我们的准点率、投诉和差评。”上述众包骑手告诉AI财经社，出现这些问题，平台都会将惩罚落实到骑手，“每天要跑五六十单，多的时候七八十单。”
2020年9月央视财经的一项调查中，一名外卖员在一小时内送达5单外卖，为保证时间，外卖员共计六次违反交通规则。除了准点率带来的隐患外，接受央视采访的一名美团外卖骑手透露，投诉罚款50元，投诉情况严重的，则可能罚款500元。
严苛的制度下，骑手们为了保证准点率而在午餐、晚餐等高峰时段高风险作业，为了消灭投诉和差评，部分骑手情绪失控报复顾客等事情经常发生。
“劳务外包＋众包兼职”支撑起400万骑手
与高压的考核方式形成对比的，是平台、用工方对骑手保障的逃避。
“每天从工资里扣3块钱作为保险费，没有其他保障了。”上述众包骑手告诉AI财经社，但对于保险“保”了什么，他并不清楚，而对于美团向骑手提供的心理咨询热线，实际也形同虚设，“不了解”也“不会打”。
“现在没有跟美团直接签署的合同了。”上述美团外卖朝阳区某站点的负责人向AI财经社记者介绍说，即便是全职骑手，也只能跟劳务公司签电子合同，无论是全职还是众包，都不缴纳五险一金。
“新骑手选众包的比选全职的多。”一名美团全职骑手告诉AI财经社，他已经从事这份职业超过三年时间，由于用工量和流动量十分大，再加上全职比兼职并没有太多优势，因此新入行者很多都选择做众包骑手。
这种劳务外包＋众包兼职的模式，支撑起了美团近400万的骑手团队，以及美团庞大的外卖送餐业务。
根据美团2020年三季度财报，当季美团餐饮外卖日均单量达到历史峰值3492万单，同比增长30.1%，单均盈利0.23元；同期骑手成本每单核算20Q3单均7.4元，与去年同期持平。
单均盈利仅有0.23元的情况下，美团为保障外卖业务的利润，几乎没有太多空间去改善骑手的福利。与之相反，美团的业绩增长正更多依赖于外卖送餐，根据财报，从2017年第三季度到2020年第三季度，美团的餐饮外卖业务所贡献的收入从60.44亿元增长至206.93亿元，快速的增长下，2020年第三季度外卖送餐收入已经贡献了美团总营收的58.45%，成为美团的“基本盘”。
相比之下，美团到店和酒店旅游以及新业务两个板块收入的占比则分别仅有18.30%和23.25%。
在外卖这项生意中，美团考虑的是如何更好盈利，而在本就毛利很低的外卖生意中，更难看到改善问题的可能性。然而，美团以漏洞百出的揽工方式、低成本的用工制度支撑起的“基本盘”，无疑是将很多本应由平台承担的责任推向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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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争议风波不断
24岁的王兴从美国辍学回国时，正是2003年冬天。他先后创立了校内网和饭否网，都以失败告终。
但他毫不气馁，接着在2010年推出了美团网。历经千团混战、外卖大战，带领美团一路狂奔，终成互联网江湖的一方霸主，跻身互联网TOP3。
然而，2020年年末，美团却屡陷反垄断舆论风波。
近日，因取消支付宝渠道，美团遭遇反垄断诉讼。起诉原因，与此前阿里如出一辙，皆因困扰中国互联网发展十年之久的“二选一”。
所谓二选一，指的是入驻平台的商家，只能在该平台卖货。这种商业行为，最终实质是为了打压对手，即通过控制商家，间接控制了消费者选择的权利。
如今，监管重拳出击，剑指长期以来广受诟病的 “二选一”、 “大数据杀熟”以及“搭售”等互联网垄断问题。
“二选一”由来已久
中国互联网领域最早的“二选一”始于2010年，360和腾讯的“3Q”大战。
当时360发布了一款“隐私保护器”，专门搜集QQ软件是否侵犯用户隐私。作为互联网的龙头，腾讯当然不能容忍，于是给了10亿用户两个选择：要么装载360软件，但QQ会停止运行；要么卸载360软件，QQ才能登录。
此后，“二选一”在中国互联网界开始被滥用。
美团参与支付领域“二选一”之争，开始于2018年，正值腾讯和阿里都在开足马力向线下零售业进军之际，两大巨头的移动支付大战也进入白热化阶段。
2018年3月，腾讯系沃尔玛、步步高被爆出下线支付宝支付功能。随后，作为反击，阿里系的盒马生鲜宣布只能使用支付宝付款。
数据显示，2018年，支付宝占据支付市场份额为53.78%，微信支付仅占38.87%。为了支持腾讯，2018年之后，美团开始逐渐屏蔽支付宝支付。
那么，美团缘何站队腾讯？
阿里的根基是交易，需要做流量聚合；腾讯的根基是社交，需要的是流量分发。因此，生态下具备战略意义的公司，阿里偏好绝对控股，腾讯的风格则更温文尔雅，占股但不控股，马化腾更是称“要把半条命交给合作伙伴”。
当时的王兴，看明白了两大巨头的流量逻辑，最终选择了站队腾讯。因为，王兴的“野心”，是想独立发展为本地生活服务电商老大。
事实上，美团和阿里很像，本质也是交易平台，需要流量聚合。同是做交易，王兴很清楚，“同向为竞，相向为争”。在本地生活服务领域，美团和阿里必有一争。
2018年10月12日，阿里正式宣布成立本地生活服务公司，由饿了么和口碑两大业务合并而成。从业务范围来看，阿里本地生活服务公司与美团的外卖和到店业务完全对标，再加上阿里体系内的淘票票和飞猪旅行等业务板块，阿里和美团形成了全面竞争态势。
事实上，美团垄断争议并不止于“二选一”。
美团作为外卖行业龙头老大，被指对餐饮商户抽成过高，在部分地区流水抽成达到18%-26%。2020年4月10日，广东餐饮服务行业协会发布《广东餐饮行业致美团外卖联名交涉函》，要求美团外卖降低抽佣比例和取消独家合作。除此之外，四川、重庆、云南、山东等地的多个行业协会也致信美团，呼吁降低佣金。
饱受诟病的，还有利用大数据“杀熟”。2020年12月，有媒体文章称，“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外卖，同一个配送位置，开通美团外卖会员后，外卖配送费却比非会员还高”。
一时间，美团成为众矢之的：吃相难看！
除了外卖，美团在其他领域也存在大数据杀熟行为。有网友反映，同一个电竞酒店订单，都是非会员，一名女网友账号显示268元，她男朋友账号则是248元。
网友发现，同一时间，购买起始地相同的同一趟航班，也出现了不同的价格。长时间使用的充值会员账号比使用较少的非会员账号，少则贵几元，多则贵出几百元。
相比国外反垄断，为了支持新经济，多年来中国对互联网领域采取了包容审慎的态度，从未因反垄断查处过任何一家中国互联网企业。
但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巨头体量的增长，市场集中度提高，反垄断问题日益突出，尤其是新冠疫情刺激了线上经济的发展。
此外，互联网巨头们在社区团购领域的巨额投入，在短时间内对生活必需品价格体系过快造成了冲击。叠加蚂蚁集团等互联网金融引起的争议，社会各界赞同加速推动反垄断监管的观点不断增多。
王兴面前的新课题
2020年11月10日，市场监管总局就《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如刷单刷评行为，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等等这些排它、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在意见稿中均将被认为是可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同时，国家开具了互联网反垄断以来的最大罚单，对阿里收购银泰、阅文收购新丽、丰巢收购中邮智递三起未依法申报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顶格罚款50万元，成为《反垄断法》颁布以来互联网公司因垄断被罚的第一案。
监管动真格后，“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等排它、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终将成为历史。
作为反垄断重点监管对象，美团的发展前景无疑将受到限制，这也是摆在王兴面前的新课题，美团未来的坎不会少。
首先，美团无边界扩张，树敌无数，未来会更难。
成立以来，美团在团购、外卖、酒旅、出行、娱乐等领域，四面出击，树敌无数。目前，阿里、百度、滴滴、携程都已经是美团的直接对手。
出行领域，好友程维曾经问过王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王兴回答，我就想试试。
未来，在 “我们帮助人们吃得更好，生活得更好”的新使命下，王兴想试试的领域，将会更多。
其次，美团需要科技创新。
互联网反垄断浪潮袭来，互联网巨头靠资本野蛮扩张的时代将告一段落。打铁还需自身硬，比起在低端领域扩张，科技创新才是未来的制胜之道。
起家于模仿的美团，多是在前人已有的基础上一路超越至今，创新能力有待观察。“美团优选”被列为继团购、外卖后美团的第三条增长曲线。然而，社区团购平台低价倾销、挤压就业等问题已经受到监管层关注。
美团的未来怎么走？或许对王兴而言，中场结束，下半场才刚刚开始。让我们拭目以待。
文丨林雨秀
来源丨正经社
文｜AI财经社 冒诗阳
编辑｜孙明
美团外卖对骑手身份、行为监管责任的逃避，正成为隐患。
1月6日晚，根据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警方消息，一名美团外卖骑手因涉嫌故意杀人而被调查。
案件发生在20多年前。在2000年7月20日新疆的一起故意杀人案中，作案人杀害两人后潜逃。2020年12月28日，警方通过对比找到了犯罪嫌疑人赵某某（男，54岁，吉林省人），经过警方讯问，赵某某供述了当年在新疆行凶的犯罪事实。而此时，这名潜逃了20多年的犯罪嫌疑人，正以美团外卖骑手为生。
这不是美团外卖骑手第一次陷入命案。2019年12月22日，一位美团外卖骑手在武汉洪山区一商场内持刀行凶，警方赶到后遇刺者已丧失生命体征。除了命案外，仅2020年，就有美团外卖骑手“直播骚扰女顾客”，“未点餐被强送外卖”等消息见诸报道。
这些事件暴露出的问题不同，但无不指向美团等外卖平台。在骑手招募中，从平台到站点与其说是在筛人，不如说是在拉人、揽工。
美团外卖骑手应聘，被拒比入职难
根据美团官方披露，2019年通过美团平台获得收入的骑手总数为398.7万人，比2018年增长了23.3%。在所有骑手中，男性骑手占比为93.3%；20-40岁骑手占比83.7%。
通过绝大多数从业者勤恳的劳动，外卖送餐员作为一个整体，逐渐在社会上获得更多的尊重和理解，但故事的另一面，由于外卖平台简陋的身份审核机制，大范围通过外包等形式规避管理职责，让“骑手”成为最容易获得的谋生方式，这就为少数有不良行为倾向甚至罪案逃犯混入其中提供了可能性。
“全职兼职都可以做。”美团外卖通州区某站点的负责人告诉AI财经社，“会使用智能手机客户端和导航、身体健康、年龄18到57岁，满足这三个条件就能来。”
AI财经社了解到，目前美团外卖骑手分为全职和“众包”两种，所谓众包即是兼职。两者差别体现在收入计算方式和管理制度上。收入上，以北京为例，全职骑手每月送餐800单以内按8元每单结算工资，超过800单的部分按8.5元每单结算，工资月结，优势是相对稳定；众包骑手每单价格不固定，可选择的订单往往配送难度高一些，好处是收入高，一单经常能挣13元以上，日结工资。管理上，全职骑手有考勤要求，众包骑手则可以随时开始、随时结束。
但无论是全职还是众包，美团外卖对骑手的审核、监管都十分简陋。
“有身份证、健康证，再准备一张银行卡，明天就可以开始工作。”美团外卖朝阳区某站点的负责人告诉AI财经社，做全职骑手需要现场面试，但内容只是“给你讲一下工作性质跟工资”，此外“你同意工作，我给你做个简单培训，就能上岗。”
众包骑手的审核更为简单。“没有任何考察，不用面试。”一名美团众包骑手告诉AI财经社，下载一个名为“美团众包”的APP，在后台上传身份证、健康证，注册完成后即可开始接单，“一直缺人，扫我的二维码再注册骑手，我还能得到奖金。”
AI财经社了解到，美团外卖骑手的招募渠道分为两个，总部只参与全职骑手的招募，根据应聘者住处就近分配站点，再由站点负责人具体对接。众包骑手则可以线上申请，或直接联系站点负责人。
然而，由于骑手短缺，美团骑手的招聘在很多地区都像是一个“卖方市场”，用工方将骑手的审核降至最低，比起筛人，从负责美团骑手招聘的总部部门到各个站点，他们的工作更像是在“揽人”。
“没做过也没事，能入职咱们有老骑手带的。”直属于美团负责骑手招募的负责人向参与应聘骑手的AI财经社记者表示，“干好了（工资）一万左右没问题。”
不仅不履行审查责任，美团推进骑手招聘的部门还可以帮应聘者“走后门”。上述美团负责人透露，被系统“拉黑”的众包骑手、被站点负责人淘汰的全职骑手，都可以来找他，他可以帮助解决问题，“只要你肯吃苦，我带你赚钱。”
业务能力施压
对从业人员身份、行为的核查是很多行业普遍存在的难点，然而，外卖职业的特征，决定了配送员能够有更多渠道获得客户私人信息，外卖骑手的工作区域相对固定，对所负责区域情况往往熟悉程度较高，甚至能够掌握部分客户的生活习惯，与快递多在白天作业不同，骑手有机会在深夜出入住宅。再加上骑手数量庞大，这些特点意味着一旦管理失控，小的概率也可能带来大的隐患。
2020年3月，一名美团外卖骑手直播打电话骚扰女顾客的视频在网络流传。视频中，这名外卖骑手将镜头对准手机上的美团骑手后台，画面上能清楚看到用户购买的商品明细，骑手故意向女顾客抛出骚扰问题，随后改口蒙混过关，引发直播看客的一阵哄笑，而这名女顾客对此毫不知情。
2020年5月，江苏南京一市民称其女友在未点餐的情况下，有美团外卖骑手上门送餐。据警方调查通报，这名骑手从另一名骑手处获取当事人姓名、住址等隐私信息，自行下单定外卖到地址，后将外卖送上门以同顾客接触。
此类事件在互联网端屡见不鲜，这背后，美团等外卖平台对骑手从业人员不仅身份审核简陋，对其行为的监管和约束亦十分简单。
以北京地区为例，一名美团众包骑手告诉AI财经社，北京有26个站点，规模较小的站点有二三十名骑手，大的站点则有上百名骑手，“大站点每天都有人员变动”，骑手数量众多，且人员流动性大，导致站长要对骑手实施考察几乎不可能，“站长可以在后台看到我们的位置，调配我们跑业务，别的都不管。”
实际上，美团等外卖平台对骑手的考核制度不仅未对行为规范有效考察，“唯业绩论”的高压考核方式，对从业者心理健康状况的漠视，反而制造了冲突的可能性，也使得骑手成为高危职业。
“只会考核我们的准点率、投诉和差评。”上述众包骑手告诉AI财经社，出现这些问题，平台都会将惩罚落实到骑手，“每天要跑五六十单，多的时候七八十单。”
2020年9月央视财经的一项调查中，一名外卖员在一小时内送达5单外卖，为保证时间，外卖员共计六次违反交通规则。除了准点率带来的隐患外，接受央视采访的一名美团外卖骑手透露，投诉罚款50元，投诉情况严重的，则可能罚款500元。
严苛的制度下，骑手们为了保证准点率而在午餐、晚餐等高峰时段高风险作业，为了消灭投诉和差评，部分骑手情绪失控报复顾客等事情经常发生。
“劳务外包＋众包兼职”支撑起400万骑手
与高压的考核方式形成对比的，是平台、用工方对骑手保障的逃避。
“每天从工资里扣3块钱作为保险费，没有其他保障了。”上述众包骑手告诉AI财经社，但对于保险“保”了什么，他并不清楚，而对于美团向骑手提供的心理咨询热线，实际也形同虚设，“不了解”也“不会打”。
“现在没有跟美团直接签署的合同了。”上述美团外卖朝阳区某站点的负责人向AI财经社记者介绍说，即便是全职骑手，也只能跟劳务公司签电子合同，无论是全职还是众包，都不缴纳五险一金。
“新骑手选众包的比选全职的多。”一名美团全职骑手告诉AI财经社，他已经从事这份职业超过三年时间，由于用工量和流动量十分大，再加上全职比兼职并没有太多优势，因此新入行者很多都选择做众包骑手。
这种劳务外包＋众包兼职的模式，支撑起了美团近400万的骑手团队，以及美团庞大的外卖送餐业务。
根据美团2020年三季度财报，当季美团餐饮外卖日均单量达到历史峰值3492万单，同比增长30.1%，单均盈利0.23元；同期骑手成本每单核算20Q3单均7.4元，与去年同期持平。
单均盈利仅有0.23元的情况下，美团为保障外卖业务的利润，几乎没有太多空间去改善骑手的福利。与之相反，美团的业绩增长正更多依赖于外卖送餐，根据财报，从2017年第三季度到2020年第三季度，美团的餐饮外卖业务所贡献的收入从60.44亿元增长至206.93亿元，快速的增长下，2020年第三季度外卖送餐收入已经贡献了美团总营收的58.45%，成为美团的“基本盘”。
相比之下，美团到店和酒店旅游以及新业务两个板块收入的占比则分别仅有18.30%和23.25%。
在外卖这项生意中，美团考虑的是如何更好盈利，而在本就毛利很低的外卖生意中，更难看到改善问题的可能性。然而，美团以漏洞百出的揽工方式、低成本的用工制度支撑起的“基本盘”，无疑是将很多本应由平台承担的责任推向了社会。
推荐阅读：
王兴的一道题，美团的两道坎
垄断争议风波不断
24岁的王兴从美国辍学回国时，正是2003年冬天。他先后创立了校内网和饭否网，都以失败告终。
但他毫不气馁，接着在2010年推出了美团网。历经千团混战、外卖大战，带领美团一路狂奔，终成互联网江湖的一方霸主，跻身互联网TOP3。
然而，2020年年末，美团却屡陷反垄断舆论风波。
近日，因取消支付宝渠道，美团遭遇反垄断诉讼。起诉原因，与此前阿里如出一辙，皆因困扰中国互联网发展十年之久的“二选一”。
所谓二选一，指的是入驻平台的商家，只能在该平台卖货。这种商业行为，最终实质是为了打压对手，即通过控制商家，间接控制了消费者选择的权利。
如今，监管重拳出击，剑指长期以来广受诟病的 “二选一”、 “大数据杀熟”以及“搭售”等互联网垄断问题。
“二选一”由来已久
中国互联网领域最早的“二选一”始于2010年，360和腾讯的“3Q”大战。
当时360发布了一款“隐私保护器”，专门搜集QQ软件是否侵犯用户隐私。作为互联网的龙头，腾讯当然不能容忍，于是给了10亿用户两个选择：要么装载360软件，但QQ会停止运行；要么卸载360软件，QQ才能登录。
此后，“二选一”在中国互联网界开始被滥用。
美团参与支付领域“二选一”之争，开始于2018年，正值腾讯和阿里都在开足马力向线下零售业进军之际，两大巨头的移动支付大战也进入白热化阶段。
2018年3月，腾讯系沃尔玛、步步高被爆出下线支付宝支付功能。随后，作为反击，阿里系的盒马生鲜宣布只能使用支付宝付款。
数据显示，2018年，支付宝占据支付市场份额为53.78%，微信支付仅占38.87%。为了支持腾讯，2018年之后，美团开始逐渐屏蔽支付宝支付。
那么，美团缘何站队腾讯？
阿里的根基是交易，需要做流量聚合；腾讯的根基是社交，需要的是流量分发。因此，生态下具备战略意义的公司，阿里偏好绝对控股，腾讯的风格则更温文尔雅，占股但不控股，马化腾更是称“要把半条命交给合作伙伴”。
当时的王兴，看明白了两大巨头的流量逻辑，最终选择了站队腾讯。因为，王兴的“野心”，是想独立发展为本地生活服务电商老大。
事实上，美团和阿里很像，本质也是交易平台，需要流量聚合。同是做交易，王兴很清楚，“同向为竞，相向为争”。在本地生活服务领域，美团和阿里必有一争。
2018年10月12日，阿里正式宣布成立本地生活服务公司，由饿了么和口碑两大业务合并而成。从业务范围来看，阿里本地生活服务公司与美团的外卖和到店业务完全对标，再加上阿里体系内的淘票票和飞猪旅行等业务板块，阿里和美团形成了全面竞争态势。
事实上，美团垄断争议并不止于“二选一”。
美团作为外卖行业龙头老大，被指对餐饮商户抽成过高，在部分地区流水抽成达到18%-26%。2020年4月10日，广东餐饮服务行业协会发布《广东餐饮行业致美团外卖联名交涉函》，要求美团外卖降低抽佣比例和取消独家合作。除此之外，四川、重庆、云南、山东等地的多个行业协会也致信美团，呼吁降低佣金。
饱受诟病的，还有利用大数据“杀熟”。2020年12月，有媒体文章称，“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外卖，同一个配送位置，开通美团外卖会员后，外卖配送费却比非会员还高”。
一时间，美团成为众矢之的：吃相难看！
除了外卖，美团在其他领域也存在大数据杀熟行为。有网友反映，同一个电竞酒店订单，都是非会员，一名女网友账号显示268元，她男朋友账号则是248元。
网友发现，同一时间，购买起始地相同的同一趟航班，也出现了不同的价格。长时间使用的充值会员账号比使用较少的非会员账号，少则贵几元，多则贵出几百元。
相比国外反垄断，为了支持新经济，多年来中国对互联网领域采取了包容审慎的态度，从未因反垄断查处过任何一家中国互联网企业。
但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巨头体量的增长，市场集中度提高，反垄断问题日益突出，尤其是新冠疫情刺激了线上经济的发展。
此外，互联网巨头们在社区团购领域的巨额投入，在短时间内对生活必需品价格体系过快造成了冲击。叠加蚂蚁集团等互联网金融引起的争议，社会各界赞同加速推动反垄断监管的观点不断增多。
王兴面前的新课题
2020年11月10日，市场监管总局就《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如刷单刷评行为，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等等这些排它、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在意见稿中均将被认为是可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同时，国家开具了互联网反垄断以来的最大罚单，对阿里收购银泰、阅文收购新丽、丰巢收购中邮智递三起未依法申报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顶格罚款50万元，成为《反垄断法》颁布以来互联网公司因垄断被罚的第一案。
监管动真格后，“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等排它、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终将成为历史。
作为反垄断重点监管对象，美团的发展前景无疑将受到限制，这也是摆在王兴面前的新课题，美团未来的坎不会少。
首先，美团无边界扩张，树敌无数，未来会更难。
成立以来，美团在团购、外卖、酒旅、出行、娱乐等领域，四面出击，树敌无数。目前，阿里、百度、滴滴、携程都已经是美团的直接对手。
出行领域，好友程维曾经问过王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王兴回答，我就想试试。
未来，在 “我们帮助人们吃得更好，生活得更好”的新使命下，王兴想试试的领域，将会更多。
其次，美团需要科技创新。
互联网反垄断浪潮袭来，互联网巨头靠资本野蛮扩张的时代将告一段落。打铁还需自身硬，比起在低端领域扩张，科技创新才是未来的制胜之道。
起家于模仿的美团，多是在前人已有的基础上一路超越至今，创新能力有待观察。“美团优选”被列为继团购、外卖后美团的第三条增长曲线。然而，社区团购平台低价倾销、挤压就业等问题已经受到监管层关注。
美团的未来怎么走？或许对王兴而言，中场结束，下半场才刚刚开始。让我们拭目以待。
文丨林雨秀
来源丨正经社
编辑｜孙明
美团外卖对骑手身份、行为监管责任的逃避，正成为隐患。
1月6日晚，根据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警方消息，一名美团外卖骑手因涉嫌故意杀人而被调查。
案件发生在20多年前。在2000年7月20日新疆的一起故意杀人案中，作案人杀害两人后潜逃。2020年12月28日，警方通过对比找到了犯罪嫌疑人赵某某（男，54岁，吉林省人），经过警方讯问，赵某某供述了当年在新疆行凶的犯罪事实。而此时，这名潜逃了20多年的犯罪嫌疑人，正以美团外卖骑手为生。
这不是美团外卖骑手第一次陷入命案。2019年12月22日，一位美团外卖骑手在武汉洪山区一商场内持刀行凶，警方赶到后遇刺者已丧失生命体征。除了命案外，仅2020年，就有美团外卖骑手“直播骚扰女顾客”，“未点餐被强送外卖”等消息见诸报道。
这些事件暴露出的问题不同，但无不指向美团等外卖平台。在骑手招募中，从平台到站点与其说是在筛人，不如说是在拉人、揽工。
美团外卖骑手应聘，被拒比入职难
根据美团官方披露，2019年通过美团平台获得收入的骑手总数为398.7万人，比2018年增长了23.3%。在所有骑手中，男性骑手占比为93.3%；20-40岁骑手占比83.7%。
通过绝大多数从业者勤恳的劳动，外卖送餐员作为一个整体，逐渐在社会上获得更多的尊重和理解，但故事的另一面，由于外卖平台简陋的身份审核机制，大范围通过外包等形式规避管理职责，让“骑手”成为最容易获得的谋生方式，这就为少数有不良行为倾向甚至罪案逃犯混入其中提供了可能性。
“全职兼职都可以做。”美团外卖通州区某站点的负责人告诉AI财经社，“会使用智能手机客户端和导航、身体健康、年龄18到57岁，满足这三个条件就能来。”
AI财经社了解到，目前美团外卖骑手分为全职和“众包”两种，所谓众包即是兼职。两者差别体现在收入计算方式和管理制度上。收入上，以北京为例，全职骑手每月送餐800单以内按8元每单结算工资，超过800单的部分按8.5元每单结算，工资月结，优势是相对稳定；众包骑手每单价格不固定，可选择的订单往往配送难度高一些，好处是收入高，一单经常能挣13元以上，日结工资。管理上，全职骑手有考勤要求，众包骑手则可以随时开始、随时结束。
但无论是全职还是众包，美团外卖对骑手的审核、监管都十分简陋。
“有身份证、健康证，再准备一张银行卡，明天就可以开始工作。”美团外卖朝阳区某站点的负责人告诉AI财经社，做全职骑手需要现场面试，但内容只是“给你讲一下工作性质跟工资”，此外“你同意工作，我给你做个简单培训，就能上岗。”
众包骑手的审核更为简单。“没有任何考察，不用面试。”一名美团众包骑手告诉AI财经社，下载一个名为“美团众包”的APP，在后台上传身份证、健康证，注册完成后即可开始接单，“一直缺人，扫我的二维码再注册骑手，我还能得到奖金。”
AI财经社了解到，美团外卖骑手的招募渠道分为两个，总部只参与全职骑手的招募，根据应聘者住处就近分配站点，再由站点负责人具体对接。众包骑手则可以线上申请，或直接联系站点负责人。
然而，由于骑手短缺，美团骑手的招聘在很多地区都像是一个“卖方市场”，用工方将骑手的审核降至最低，比起筛人，从负责美团骑手招聘的总部部门到各个站点，他们的工作更像是在“揽人”。
“没做过也没事，能入职咱们有老骑手带的。”直属于美团负责骑手招募的负责人向参与应聘骑手的AI财经社记者表示，“干好了（工资）一万左右没问题。”
不仅不履行审查责任，美团推进骑手招聘的部门还可以帮应聘者“走后门”。上述美团负责人透露，被系统“拉黑”的众包骑手、被站点负责人淘汰的全职骑手，都可以来找他，他可以帮助解决问题，“只要你肯吃苦，我带你赚钱。”
业务能力施压
对从业人员身份、行为的核查是很多行业普遍存在的难点，然而，外卖职业的特征，决定了配送员能够有更多渠道获得客户私人信息，外卖骑手的工作区域相对固定，对所负责区域情况往往熟悉程度较高，甚至能够掌握部分客户的生活习惯，与快递多在白天作业不同，骑手有机会在深夜出入住宅。再加上骑手数量庞大，这些特点意味着一旦管理失控，小的概率也可能带来大的隐患。
2020年3月，一名美团外卖骑手直播打电话骚扰女顾客的视频在网络流传。视频中，这名外卖骑手将镜头对准手机上的美团骑手后台，画面上能清楚看到用户购买的商品明细，骑手故意向女顾客抛出骚扰问题，随后改口蒙混过关，引发直播看客的一阵哄笑，而这名女顾客对此毫不知情。
2020年5月，江苏南京一市民称其女友在未点餐的情况下，有美团外卖骑手上门送餐。据警方调查通报，这名骑手从另一名骑手处获取当事人姓名、住址等隐私信息，自行下单定外卖到地址，后将外卖送上门以同顾客接触。
此类事件在互联网端屡见不鲜，这背后，美团等外卖平台对骑手从业人员不仅身份审核简陋，对其行为的监管和约束亦十分简单。
以北京地区为例，一名美团众包骑手告诉AI财经社，北京有26个站点，规模较小的站点有二三十名骑手，大的站点则有上百名骑手，“大站点每天都有人员变动”，骑手数量众多，且人员流动性大，导致站长要对骑手实施考察几乎不可能，“站长可以在后台看到我们的位置，调配我们跑业务，别的都不管。”
实际上，美团等外卖平台对骑手的考核制度不仅未对行为规范有效考察，“唯业绩论”的高压考核方式，对从业者心理健康状况的漠视，反而制造了冲突的可能性，也使得骑手成为高危职业。
“只会考核我们的准点率、投诉和差评。”上述众包骑手告诉AI财经社，出现这些问题，平台都会将惩罚落实到骑手，“每天要跑五六十单，多的时候七八十单。”
2020年9月央视财经的一项调查中，一名外卖员在一小时内送达5单外卖，为保证时间，外卖员共计六次违反交通规则。除了准点率带来的隐患外，接受央视采访的一名美团外卖骑手透露，投诉罚款50元，投诉情况严重的，则可能罚款500元。
严苛的制度下，骑手们为了保证准点率而在午餐、晚餐等高峰时段高风险作业，为了消灭投诉和差评，部分骑手情绪失控报复顾客等事情经常发生。
“劳务外包＋众包兼职”支撑起400万骑手
与高压的考核方式形成对比的，是平台、用工方对骑手保障的逃避。
“每天从工资里扣3块钱作为保险费，没有其他保障了。”上述众包骑手告诉AI财经社，但对于保险“保”了什么，他并不清楚，而对于美团向骑手提供的心理咨询热线，实际也形同虚设，“不了解”也“不会打”。
“现在没有跟美团直接签署的合同了。”上述美团外卖朝阳区某站点的负责人向AI财经社记者介绍说，即便是全职骑手，也只能跟劳务公司签电子合同，无论是全职还是众包，都不缴纳五险一金。
“新骑手选众包的比选全职的多。”一名美团全职骑手告诉AI财经社，他已经从事这份职业超过三年时间，由于用工量和流动量十分大，再加上全职比兼职并没有太多优势，因此新入行者很多都选择做众包骑手。
这种劳务外包＋众包兼职的模式，支撑起了美团近400万的骑手团队，以及美团庞大的外卖送餐业务。
根据美团2020年三季度财报，当季美团餐饮外卖日均单量达到历史峰值3492万单，同比增长30.1%，单均盈利0.23元；同期骑手成本每单核算20Q3单均7.4元，与去年同期持平。
单均盈利仅有0.23元的情况下，美团为保障外卖业务的利润，几乎没有太多空间去改善骑手的福利。与之相反，美团的业绩增长正更多依赖于外卖送餐，根据财报，从2017年第三季度到2020年第三季度，美团的餐饮外卖业务所贡献的收入从60.44亿元增长至206.93亿元，快速的增长下，2020年第三季度外卖送餐收入已经贡献了美团总营收的58.45%，成为美团的“基本盘”。
相比之下，美团到店和酒店旅游以及新业务两个板块收入的占比则分别仅有18.30%和23.25%。
在外卖这项生意中，美团考虑的是如何更好盈利，而在本就毛利很低的外卖生意中，更难看到改善问题的可能性。然而，美团以漏洞百出的揽工方式、低成本的用工制度支撑起的“基本盘”，无疑是将很多本应由平台承担的责任推向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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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兴的一道题，美团的两道坎
垄断争议风波不断
24岁的王兴从美国辍学回国时，正是2003年冬天。他先后创立了校内网和饭否网，都以失败告终。
但他毫不气馁，接着在2010年推出了美团网。历经千团混战、外卖大战，带领美团一路狂奔，终成互联网江湖的一方霸主，跻身互联网TOP3。
然而，2020年年末，美团却屡陷反垄断舆论风波。
近日，因取消支付宝渠道，美团遭遇反垄断诉讼。起诉原因，与此前阿里如出一辙，皆因困扰中国互联网发展十年之久的“二选一”。
所谓二选一，指的是入驻平台的商家，只能在该平台卖货。这种商业行为，最终实质是为了打压对手，即通过控制商家，间接控制了消费者选择的权利。
如今，监管重拳出击，剑指长期以来广受诟病的 “二选一”、 “大数据杀熟”以及“搭售”等互联网垄断问题。
“二选一”由来已久
中国互联网领域最早的“二选一”始于2010年，360和腾讯的“3Q”大战。
当时360发布了一款“隐私保护器”，专门搜集QQ软件是否侵犯用户隐私。作为互联网的龙头，腾讯当然不能容忍，于是给了10亿用户两个选择：要么装载360软件，但QQ会停止运行；要么卸载360软件，QQ才能登录。
此后，“二选一”在中国互联网界开始被滥用。
美团参与支付领域“二选一”之争，开始于2018年，正值腾讯和阿里都在开足马力向线下零售业进军之际，两大巨头的移动支付大战也进入白热化阶段。
2018年3月，腾讯系沃尔玛、步步高被爆出下线支付宝支付功能。随后，作为反击，阿里系的盒马生鲜宣布只能使用支付宝付款。
数据显示，2018年，支付宝占据支付市场份额为53.78%，微信支付仅占38.87%。为了支持腾讯，2018年之后，美团开始逐渐屏蔽支付宝支付。
那么，美团缘何站队腾讯？
阿里的根基是交易，需要做流量聚合；腾讯的根基是社交，需要的是流量分发。因此，生态下具备战略意义的公司，阿里偏好绝对控股，腾讯的风格则更温文尔雅，占股但不控股，马化腾更是称“要把半条命交给合作伙伴”。
当时的王兴，看明白了两大巨头的流量逻辑，最终选择了站队腾讯。因为，王兴的“野心”，是想独立发展为本地生活服务电商老大。
事实上，美团和阿里很像，本质也是交易平台，需要流量聚合。同是做交易，王兴很清楚，“同向为竞，相向为争”。在本地生活服务领域，美团和阿里必有一争。
2018年10月12日，阿里正式宣布成立本地生活服务公司，由饿了么和口碑两大业务合并而成。从业务范围来看，阿里本地生活服务公司与美团的外卖和到店业务完全对标，再加上阿里体系内的淘票票和飞猪旅行等业务板块，阿里和美团形成了全面竞争态势。
事实上，美团垄断争议并不止于“二选一”。
美团作为外卖行业龙头老大，被指对餐饮商户抽成过高，在部分地区流水抽成达到18%-26%。2020年4月10日，广东餐饮服务行业协会发布《广东餐饮行业致美团外卖联名交涉函》，要求美团外卖降低抽佣比例和取消独家合作。除此之外，四川、重庆、云南、山东等地的多个行业协会也致信美团，呼吁降低佣金。
饱受诟病的，还有利用大数据“杀熟”。2020年12月，有媒体文章称，“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外卖，同一个配送位置，开通美团外卖会员后，外卖配送费却比非会员还高”。
一时间，美团成为众矢之的：吃相难看！
除了外卖，美团在其他领域也存在大数据杀熟行为。有网友反映，同一个电竞酒店订单，都是非会员，一名女网友账号显示268元，她男朋友账号则是248元。
网友发现，同一时间，购买起始地相同的同一趟航班，也出现了不同的价格。长时间使用的充值会员账号比使用较少的非会员账号，少则贵几元，多则贵出几百元。
相比国外反垄断，为了支持新经济，多年来中国对互联网领域采取了包容审慎的态度，从未因反垄断查处过任何一家中国互联网企业。
但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巨头体量的增长，市场集中度提高，反垄断问题日益突出，尤其是新冠疫情刺激了线上经济的发展。
此外，互联网巨头们在社区团购领域的巨额投入，在短时间内对生活必需品价格体系过快造成了冲击。叠加蚂蚁集团等互联网金融引起的争议，社会各界赞同加速推动反垄断监管的观点不断增多。
王兴面前的新课题
2020年11月10日，市场监管总局就《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如刷单刷评行为，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等等这些排它、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在意见稿中均将被认为是可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同时，国家开具了互联网反垄断以来的最大罚单，对阿里收购银泰、阅文收购新丽、丰巢收购中邮智递三起未依法申报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顶格罚款50万元，成为《反垄断法》颁布以来互联网公司因垄断被罚的第一案。
监管动真格后，“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等排它、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终将成为历史。
作为反垄断重点监管对象，美团的发展前景无疑将受到限制，这也是摆在王兴面前的新课题，美团未来的坎不会少。
首先，美团无边界扩张，树敌无数，未来会更难。
成立以来，美团在团购、外卖、酒旅、出行、娱乐等领域，四面出击，树敌无数。目前，阿里、百度、滴滴、携程都已经是美团的直接对手。
出行领域，好友程维曾经问过王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王兴回答，我就想试试。
未来，在 “我们帮助人们吃得更好，生活得更好”的新使命下，王兴想试试的领域，将会更多。
其次，美团需要科技创新。
互联网反垄断浪潮袭来，互联网巨头靠资本野蛮扩张的时代将告一段落。打铁还需自身硬，比起在低端领域扩张，科技创新才是未来的制胜之道。
起家于模仿的美团，多是在前人已有的基础上一路超越至今，创新能力有待观察。“美团优选”被列为继团购、外卖后美团的第三条增长曲线。然而，社区团购平台低价倾销、挤压就业等问题已经受到监管层关注。
美团的未来怎么走？或许对王兴而言，中场结束，下半场才刚刚开始。让我们拭目以待。
文丨林雨秀
来源丨正经社
文｜AI财经社 冒诗阳
编辑｜孙明
美团外卖对骑手身份、行为监管责任的逃避，正成为隐患。
1月6日晚，根据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警方消息，一名美团外卖骑手因涉嫌故意杀人而被调查。
案件发生在20多年前。在2000年7月20日新疆的一起故意杀人案中，作案人杀害两人后潜逃。2020年12月28日，警方通过对比找到了犯罪嫌疑人赵某某（男，54岁，吉林省人），经过警方讯问，赵某某供述了当年在新疆行凶的犯罪事实。而此时，这名潜逃了20多年的犯罪嫌疑人，正以美团外卖骑手为生。
这不是美团外卖骑手第一次陷入命案。2019年12月22日，一位美团外卖骑手在武汉洪山区一商场内持刀行凶，警方赶到后遇刺者已丧失生命体征。除了命案外，仅2020年，就有美团外卖骑手“直播骚扰女顾客”，“未点餐被强送外卖”等消息见诸报道。
这些事件暴露出的问题不同，但无不指向美团等外卖平台。在骑手招募中，从平台到站点与其说是在筛人，不如说是在拉人、揽工。
美团外卖骑手应聘，被拒比入职难
根据美团官方披露，2019年通过美团平台获得收入的骑手总数为398.7万人，比2018年增长了23.3%。在所有骑手中，男性骑手占比为93.3%；20-40岁骑手占比83.7%。
通过绝大多数从业者勤恳的劳动，外卖送餐员作为一个整体，逐渐在社会上获得更多的尊重和理解，但故事的另一面，由于外卖平台简陋的身份审核机制，大范围通过外包等形式规避管理职责，让“骑手”成为最容易获得的谋生方式，这就为少数有不良行为倾向甚至罪案逃犯混入其中提供了可能性。
“全职兼职都可以做。”美团外卖通州区某站点的负责人告诉AI财经社，“会使用智能手机客户端和导航、身体健康、年龄18到57岁，满足这三个条件就能来。”
AI财经社了解到，目前美团外卖骑手分为全职和“众包”两种，所谓众包即是兼职。两者差别体现在收入计算方式和管理制度上。收入上，以北京为例，全职骑手每月送餐800单以内按8元每单结算工资，超过800单的部分按8.5元每单结算，工资月结，优势是相对稳定；众包骑手每单价格不固定，可选择的订单往往配送难度高一些，好处是收入高，一单经常能挣13元以上，日结工资。管理上，全职骑手有考勤要求，众包骑手则可以随时开始、随时结束。
但无论是全职还是众包，美团外卖对骑手的审核、监管都十分简陋。
“有身份证、健康证，再准备一张银行卡，明天就可以开始工作。”美团外卖朝阳区某站点的负责人告诉AI财经社，做全职骑手需要现场面试，但内容只是“给你讲一下工作性质跟工资”，此外“你同意工作，我给你做个简单培训，就能上岗。”
众包骑手的审核更为简单。“没有任何考察，不用面试。”一名美团众包骑手告诉AI财经社，下载一个名为“美团众包”的APP，在后台上传身份证、健康证，注册完成后即可开始接单，“一直缺人，扫我的二维码再注册骑手，我还能得到奖金。”
AI财经社了解到，美团外卖骑手的招募渠道分为两个，总部只参与全职骑手的招募，根据应聘者住处就近分配站点，再由站点负责人具体对接。众包骑手则可以线上申请，或直接联系站点负责人。
然而，由于骑手短缺，美团骑手的招聘在很多地区都像是一个“卖方市场”，用工方将骑手的审核降至最低，比起筛人，从负责美团骑手招聘的总部部门到各个站点，他们的工作更像是在“揽人”。
“没做过也没事，能入职咱们有老骑手带的。”直属于美团负责骑手招募的负责人向参与应聘骑手的AI财经社记者表示，“干好了（工资）一万左右没问题。”
不仅不履行审查责任，美团推进骑手招聘的部门还可以帮应聘者“走后门”。上述美团负责人透露，被系统“拉黑”的众包骑手、被站点负责人淘汰的全职骑手，都可以来找他，他可以帮助解决问题，“只要你肯吃苦，我带你赚钱。”
业务能力施压
对从业人员身份、行为的核查是很多行业普遍存在的难点，然而，外卖职业的特征，决定了配送员能够有更多渠道获得客户私人信息，外卖骑手的工作区域相对固定，对所负责区域情况往往熟悉程度较高，甚至能够掌握部分客户的生活习惯，与快递多在白天作业不同，骑手有机会在深夜出入住宅。再加上骑手数量庞大，这些特点意味着一旦管理失控，小的概率也可能带来大的隐患。
2020年3月，一名美团外卖骑手直播打电话骚扰女顾客的视频在网络流传。视频中，这名外卖骑手将镜头对准手机上的美团骑手后台，画面上能清楚看到用户购买的商品明细，骑手故意向女顾客抛出骚扰问题，随后改口蒙混过关，引发直播看客的一阵哄笑，而这名女顾客对此毫不知情。
2020年5月，江苏南京一市民称其女友在未点餐的情况下，有美团外卖骑手上门送餐。据警方调查通报，这名骑手从另一名骑手处获取当事人姓名、住址等隐私信息，自行下单定外卖到地址，后将外卖送上门以同顾客接触。
此类事件在互联网端屡见不鲜，这背后，美团等外卖平台对骑手从业人员不仅身份审核简陋，对其行为的监管和约束亦十分简单。
以北京地区为例，一名美团众包骑手告诉AI财经社，北京有26个站点，规模较小的站点有二三十名骑手，大的站点则有上百名骑手，“大站点每天都有人员变动”，骑手数量众多，且人员流动性大，导致站长要对骑手实施考察几乎不可能，“站长可以在后台看到我们的位置，调配我们跑业务，别的都不管。”
实际上，美团等外卖平台对骑手的考核制度不仅未对行为规范有效考察，“唯业绩论”的高压考核方式，对从业者心理健康状况的漠视，反而制造了冲突的可能性，也使得骑手成为高危职业。
“只会考核我们的准点率、投诉和差评。”上述众包骑手告诉AI财经社，出现这些问题，平台都会将惩罚落实到骑手，“每天要跑五六十单，多的时候七八十单。”
2020年9月央视财经的一项调查中，一名外卖员在一小时内送达5单外卖，为保证时间，外卖员共计六次违反交通规则。除了准点率带来的隐患外，接受央视采访的一名美团外卖骑手透露，投诉罚款50元，投诉情况严重的，则可能罚款500元。
严苛的制度下，骑手们为了保证准点率而在午餐、晚餐等高峰时段高风险作业，为了消灭投诉和差评，部分骑手情绪失控报复顾客等事情经常发生。
“劳务外包＋众包兼职”支撑起400万骑手
与高压的考核方式形成对比的，是平台、用工方对骑手保障的逃避。
“每天从工资里扣3块钱作为保险费，没有其他保障了。”上述众包骑手告诉AI财经社，但对于保险“保”了什么，他并不清楚，而对于美团向骑手提供的心理咨询热线，实际也形同虚设，“不了解”也“不会打”。
“现在没有跟美团直接签署的合同了。”上述美团外卖朝阳区某站点的负责人向AI财经社记者介绍说，即便是全职骑手，也只能跟劳务公司签电子合同，无论是全职还是众包，都不缴纳五险一金。
“新骑手选众包的比选全职的多。”一名美团全职骑手告诉AI财经社，他已经从事这份职业超过三年时间，由于用工量和流动量十分大，再加上全职比兼职并没有太多优势，因此新入行者很多都选择做众包骑手。
这种劳务外包＋众包兼职的模式，支撑起了美团近400万的骑手团队，以及美团庞大的外卖送餐业务。
根据美团2020年三季度财报，当季美团餐饮外卖日均单量达到历史峰值3492万单，同比增长30.1%，单均盈利0.23元；同期骑手成本每单核算20Q3单均7.4元，与去年同期持平。
单均盈利仅有0.23元的情况下，美团为保障外卖业务的利润，几乎没有太多空间去改善骑手的福利。与之相反，美团的业绩增长正更多依赖于外卖送餐，根据财报，从2017年第三季度到2020年第三季度，美团的餐饮外卖业务所贡献的收入从60.44亿元增长至206.93亿元，快速的增长下，2020年第三季度外卖送餐收入已经贡献了美团总营收的58.45%，成为美团的“基本盘”。
相比之下，美团到店和酒店旅游以及新业务两个板块收入的占比则分别仅有18.30%和23.25%。
在外卖这项生意中，美团考虑的是如何更好盈利，而在本就毛利很低的外卖生意中，更难看到改善问题的可能性。然而，美团以漏洞百出的揽工方式、低成本的用工制度支撑起的“基本盘”，无疑是将很多本应由平台承担的责任推向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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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兴的一道题，美团的两道坎
垄断争议风波不断
24岁的王兴从美国辍学回国时，正是2003年冬天。他先后创立了校内网和饭否网，都以失败告终。
但他毫不气馁，接着在2010年推出了美团网。历经千团混战、外卖大战，带领美团一路狂奔，终成互联网江湖的一方霸主，跻身互联网TOP3。
然而，2020年年末，美团却屡陷反垄断舆论风波。
近日，因取消支付宝渠道，美团遭遇反垄断诉讼。起诉原因，与此前阿里如出一辙，皆因困扰中国互联网发展十年之久的“二选一”。
所谓二选一，指的是入驻平台的商家，只能在该平台卖货。这种商业行为，最终实质是为了打压对手，即通过控制商家，间接控制了消费者选择的权利。
如今，监管重拳出击，剑指长期以来广受诟病的 “二选一”、 “大数据杀熟”以及“搭售”等互联网垄断问题。
“二选一”由来已久
中国互联网领域最早的“二选一”始于2010年，360和腾讯的“3Q”大战。
当时360发布了一款“隐私保护器”，专门搜集QQ软件是否侵犯用户隐私。作为互联网的龙头，腾讯当然不能容忍，于是给了10亿用户两个选择：要么装载360软件，但QQ会停止运行；要么卸载360软件，QQ才能登录。
此后，“二选一”在中国互联网界开始被滥用。
美团参与支付领域“二选一”之争，开始于2018年，正值腾讯和阿里都在开足马力向线下零售业进军之际，两大巨头的移动支付大战也进入白热化阶段。
2018年3月，腾讯系沃尔玛、步步高被爆出下线支付宝支付功能。随后，作为反击，阿里系的盒马生鲜宣布只能使用支付宝付款。
数据显示，2018年，支付宝占据支付市场份额为53.78%，微信支付仅占38.87%。为了支持腾讯，2018年之后，美团开始逐渐屏蔽支付宝支付。
那么，美团缘何站队腾讯？
阿里的根基是交易，需要做流量聚合；腾讯的根基是社交，需要的是流量分发。因此，生态下具备战略意义的公司，阿里偏好绝对控股，腾讯的风格则更温文尔雅，占股但不控股，马化腾更是称“要把半条命交给合作伙伴”。
当时的王兴，看明白了两大巨头的流量逻辑，最终选择了站队腾讯。因为，王兴的“野心”，是想独立发展为本地生活服务电商老大。
事实上，美团和阿里很像，本质也是交易平台，需要流量聚合。同是做交易，王兴很清楚，“同向为竞，相向为争”。在本地生活服务领域，美团和阿里必有一争。
2018年10月12日，阿里正式宣布成立本地生活服务公司，由饿了么和口碑两大业务合并而成。从业务范围来看，阿里本地生活服务公司与美团的外卖和到店业务完全对标，再加上阿里体系内的淘票票和飞猪旅行等业务板块，阿里和美团形成了全面竞争态势。
事实上，美团垄断争议并不止于“二选一”。
美团作为外卖行业龙头老大，被指对餐饮商户抽成过高，在部分地区流水抽成达到18%-26%。2020年4月10日，广东餐饮服务行业协会发布《广东餐饮行业致美团外卖联名交涉函》，要求美团外卖降低抽佣比例和取消独家合作。除此之外，四川、重庆、云南、山东等地的多个行业协会也致信美团，呼吁降低佣金。
饱受诟病的，还有利用大数据“杀熟”。2020年12月，有媒体文章称，“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外卖，同一个配送位置，开通美团外卖会员后，外卖配送费却比非会员还高”。
一时间，美团成为众矢之的：吃相难看！
除了外卖，美团在其他领域也存在大数据杀熟行为。有网友反映，同一个电竞酒店订单，都是非会员，一名女网友账号显示268元，她男朋友账号则是248元。
网友发现，同一时间，购买起始地相同的同一趟航班，也出现了不同的价格。长时间使用的充值会员账号比使用较少的非会员账号，少则贵几元，多则贵出几百元。
相比国外反垄断，为了支持新经济，多年来中国对互联网领域采取了包容审慎的态度，从未因反垄断查处过任何一家中国互联网企业。
但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巨头体量的增长，市场集中度提高，反垄断问题日益突出，尤其是新冠疫情刺激了线上经济的发展。
此外，互联网巨头们在社区团购领域的巨额投入，在短时间内对生活必需品价格体系过快造成了冲击。叠加蚂蚁集团等互联网金融引起的争议，社会各界赞同加速推动反垄断监管的观点不断增多。
王兴面前的新课题
2020年11月10日，市场监管总局就《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如刷单刷评行为，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等等这些排它、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在意见稿中均将被认为是可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同时，国家开具了互联网反垄断以来的最大罚单，对阿里收购银泰、阅文收购新丽、丰巢收购中邮智递三起未依法申报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顶格罚款50万元，成为《反垄断法》颁布以来互联网公司因垄断被罚的第一案。
监管动真格后，“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等排它、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终将成为历史。
作为反垄断重点监管对象，美团的发展前景无疑将受到限制，这也是摆在王兴面前的新课题，美团未来的坎不会少。
首先，美团无边界扩张，树敌无数，未来会更难。
成立以来，美团在团购、外卖、酒旅、出行、娱乐等领域，四面出击，树敌无数。目前，阿里、百度、滴滴、携程都已经是美团的直接对手。
出行领域，好友程维曾经问过王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王兴回答，我就想试试。
未来，在 “我们帮助人们吃得更好，生活得更好”的新使命下，王兴想试试的领域，将会更多。
其次，美团需要科技创新。
互联网反垄断浪潮袭来，互联网巨头靠资本野蛮扩张的时代将告一段落。打铁还需自身硬，比起在低端领域扩张，科技创新才是未来的制胜之道。
起家于模仿的美团，多是在前人已有的基础上一路超越至今，创新能力有待观察。“美团优选”被列为继团购、外卖后美团的第三条增长曲线。然而，社区团购平台低价倾销、挤压就业等问题已经受到监管层关注。
美团的未来怎么走？或许对王兴而言，中场结束，下半场才刚刚开始。让我们拭目以待。
文丨林雨秀
来源丨正经社
编辑｜孙明
美团外卖对骑手身份、行为监管责任的逃避，正成为隐患。
1月6日晚，根据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警方消息，一名美团外卖骑手因涉嫌故意杀人而被调查。
案件发生在20多年前。在2000年7月20日新疆的一起故意杀人案中，作案人杀害两人后潜逃。2020年12月28日，警方通过对比找到了犯罪嫌疑人赵某某（男，54岁，吉林省人），经过警方讯问，赵某某供述了当年在新疆行凶的犯罪事实。而此时，这名潜逃了20多年的犯罪嫌疑人，正以美团外卖骑手为生。
这不是美团外卖骑手第一次陷入命案。2019年12月22日，一位美团外卖骑手在武汉洪山区一商场内持刀行凶，警方赶到后遇刺者已丧失生命体征。除了命案外，仅2020年，就有美团外卖骑手“直播骚扰女顾客”，“未点餐被强送外卖”等消息见诸报道。
这些事件暴露出的问题不同，但无不指向美团等外卖平台。在骑手招募中，从平台到站点与其说是在筛人，不如说是在拉人、揽工。
美团外卖骑手应聘，被拒比入职难
根据美团官方披露，2019年通过美团平台获得收入的骑手总数为398.7万人，比2018年增长了23.3%。在所有骑手中，男性骑手占比为93.3%；20-40岁骑手占比83.7%。
通过绝大多数从业者勤恳的劳动，外卖送餐员作为一个整体，逐渐在社会上获得更多的尊重和理解，但故事的另一面，由于外卖平台简陋的身份审核机制，大范围通过外包等形式规避管理职责，让“骑手”成为最容易获得的谋生方式，这就为少数有不良行为倾向甚至罪案逃犯混入其中提供了可能性。
“全职兼职都可以做。”美团外卖通州区某站点的负责人告诉AI财经社，“会使用智能手机客户端和导航、身体健康、年龄18到57岁，满足这三个条件就能来。”
AI财经社了解到，目前美团外卖骑手分为全职和“众包”两种，所谓众包即是兼职。两者差别体现在收入计算方式和管理制度上。收入上，以北京为例，全职骑手每月送餐800单以内按8元每单结算工资，超过800单的部分按8.5元每单结算，工资月结，优势是相对稳定；众包骑手每单价格不固定，可选择的订单往往配送难度高一些，好处是收入高，一单经常能挣13元以上，日结工资。管理上，全职骑手有考勤要求，众包骑手则可以随时开始、随时结束。
但无论是全职还是众包，美团外卖对骑手的审核、监管都十分简陋。
“有身份证、健康证，再准备一张银行卡，明天就可以开始工作。”美团外卖朝阳区某站点的负责人告诉AI财经社，做全职骑手需要现场面试，但内容只是“给你讲一下工作性质跟工资”，此外“你同意工作，我给你做个简单培训，就能上岗。”
众包骑手的审核更为简单。“没有任何考察，不用面试。”一名美团众包骑手告诉AI财经社，下载一个名为“美团众包”的APP，在后台上传身份证、健康证，注册完成后即可开始接单，“一直缺人，扫我的二维码再注册骑手，我还能得到奖金。”
AI财经社了解到，美团外卖骑手的招募渠道分为两个，总部只参与全职骑手的招募，根据应聘者住处就近分配站点，再由站点负责人具体对接。众包骑手则可以线上申请，或直接联系站点负责人。
然而，由于骑手短缺，美团骑手的招聘在很多地区都像是一个“卖方市场”，用工方将骑手的审核降至最低，比起筛人，从负责美团骑手招聘的总部部门到各个站点，他们的工作更像是在“揽人”。
“没做过也没事，能入职咱们有老骑手带的。”直属于美团负责骑手招募的负责人向参与应聘骑手的AI财经社记者表示，“干好了（工资）一万左右没问题。”
不仅不履行审查责任，美团推进骑手招聘的部门还可以帮应聘者“走后门”。上述美团负责人透露，被系统“拉黑”的众包骑手、被站点负责人淘汰的全职骑手，都可以来找他，他可以帮助解决问题，“只要你肯吃苦，我带你赚钱。”
业务能力施压
对从业人员身份、行为的核查是很多行业普遍存在的难点，然而，外卖职业的特征，决定了配送员能够有更多渠道获得客户私人信息，外卖骑手的工作区域相对固定，对所负责区域情况往往熟悉程度较高，甚至能够掌握部分客户的生活习惯，与快递多在白天作业不同，骑手有机会在深夜出入住宅。再加上骑手数量庞大，这些特点意味着一旦管理失控，小的概率也可能带来大的隐患。
2020年3月，一名美团外卖骑手直播打电话骚扰女顾客的视频在网络流传。视频中，这名外卖骑手将镜头对准手机上的美团骑手后台，画面上能清楚看到用户购买的商品明细，骑手故意向女顾客抛出骚扰问题，随后改口蒙混过关，引发直播看客的一阵哄笑，而这名女顾客对此毫不知情。
2020年5月，江苏南京一市民称其女友在未点餐的情况下，有美团外卖骑手上门送餐。据警方调查通报，这名骑手从另一名骑手处获取当事人姓名、住址等隐私信息，自行下单定外卖到地址，后将外卖送上门以同顾客接触。
此类事件在互联网端屡见不鲜，这背后，美团等外卖平台对骑手从业人员不仅身份审核简陋，对其行为的监管和约束亦十分简单。
以北京地区为例，一名美团众包骑手告诉AI财经社，北京有26个站点，规模较小的站点有二三十名骑手，大的站点则有上百名骑手，“大站点每天都有人员变动”，骑手数量众多，且人员流动性大，导致站长要对骑手实施考察几乎不可能，“站长可以在后台看到我们的位置，调配我们跑业务，别的都不管。”
实际上，美团等外卖平台对骑手的考核制度不仅未对行为规范有效考察，“唯业绩论”的高压考核方式，对从业者心理健康状况的漠视，反而制造了冲突的可能性，也使得骑手成为高危职业。
“只会考核我们的准点率、投诉和差评。”上述众包骑手告诉AI财经社，出现这些问题，平台都会将惩罚落实到骑手，“每天要跑五六十单，多的时候七八十单。”
2020年9月央视财经的一项调查中，一名外卖员在一小时内送达5单外卖，为保证时间，外卖员共计六次违反交通规则。除了准点率带来的隐患外，接受央视采访的一名美团外卖骑手透露，投诉罚款50元，投诉情况严重的，则可能罚款500元。
严苛的制度下，骑手们为了保证准点率而在午餐、晚餐等高峰时段高风险作业，为了消灭投诉和差评，部分骑手情绪失控报复顾客等事情经常发生。
“劳务外包＋众包兼职”支撑起400万骑手
与高压的考核方式形成对比的，是平台、用工方对骑手保障的逃避。
“每天从工资里扣3块钱作为保险费，没有其他保障了。”上述众包骑手告诉AI财经社，但对于保险“保”了什么，他并不清楚，而对于美团向骑手提供的心理咨询热线，实际也形同虚设，“不了解”也“不会打”。
“现在没有跟美团直接签署的合同了。”上述美团外卖朝阳区某站点的负责人向AI财经社记者介绍说，即便是全职骑手，也只能跟劳务公司签电子合同，无论是全职还是众包，都不缴纳五险一金。
“新骑手选众包的比选全职的多。”一名美团全职骑手告诉AI财经社，他已经从事这份职业超过三年时间，由于用工量和流动量十分大，再加上全职比兼职并没有太多优势，因此新入行者很多都选择做众包骑手。
这种劳务外包＋众包兼职的模式，支撑起了美团近400万的骑手团队，以及美团庞大的外卖送餐业务。
根据美团2020年三季度财报，当季美团餐饮外卖日均单量达到历史峰值3492万单，同比增长30.1%，单均盈利0.23元；同期骑手成本每单核算20Q3单均7.4元，与去年同期持平。
单均盈利仅有0.23元的情况下，美团为保障外卖业务的利润，几乎没有太多空间去改善骑手的福利。与之相反，美团的业绩增长正更多依赖于外卖送餐，根据财报，从2017年第三季度到2020年第三季度，美团的餐饮外卖业务所贡献的收入从60.44亿元增长至206.93亿元，快速的增长下，2020年第三季度外卖送餐收入已经贡献了美团总营收的58.45%，成为美团的“基本盘”。
相比之下，美团到店和酒店旅游以及新业务两个板块收入的占比则分别仅有18.30%和23.25%。
在外卖这项生意中，美团考虑的是如何更好盈利，而在本就毛利很低的外卖生意中，更难看到改善问题的可能性。然而，美团以漏洞百出的揽工方式、低成本的用工制度支撑起的“基本盘”，无疑是将很多本应由平台承担的责任推向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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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兴的一道题，美团的两道坎
垄断争议风波不断
24岁的王兴从美国辍学回国时，正是2003年冬天。他先后创立了校内网和饭否网，都以失败告终。
但他毫不气馁，接着在2010年推出了美团网。历经千团混战、外卖大战，带领美团一路狂奔，终成互联网江湖的一方霸主，跻身互联网TOP3。
然而，2020年年末，美团却屡陷反垄断舆论风波。
近日，因取消支付宝渠道，美团遭遇反垄断诉讼。起诉原因，与此前阿里如出一辙，皆因困扰中国互联网发展十年之久的“二选一”。
所谓二选一，指的是入驻平台的商家，只能在该平台卖货。这种商业行为，最终实质是为了打压对手，即通过控制商家，间接控制了消费者选择的权利。
如今，监管重拳出击，剑指长期以来广受诟病的 “二选一”、 “大数据杀熟”以及“搭售”等互联网垄断问题。
“二选一”由来已久
中国互联网领域最早的“二选一”始于2010年，360和腾讯的“3Q”大战。
当时360发布了一款“隐私保护器”，专门搜集QQ软件是否侵犯用户隐私。作为互联网的龙头，腾讯当然不能容忍，于是给了10亿用户两个选择：要么装载360软件，但QQ会停止运行；要么卸载360软件，QQ才能登录。
此后，“二选一”在中国互联网界开始被滥用。
美团参与支付领域“二选一”之争，开始于2018年，正值腾讯和阿里都在开足马力向线下零售业进军之际，两大巨头的移动支付大战也进入白热化阶段。
2018年3月，腾讯系沃尔玛、步步高被爆出下线支付宝支付功能。随后，作为反击，阿里系的盒马生鲜宣布只能使用支付宝付款。
数据显示，2018年，支付宝占据支付市场份额为53.78%，微信支付仅占38.87%。为了支持腾讯，2018年之后，美团开始逐渐屏蔽支付宝支付。
那么，美团缘何站队腾讯？
阿里的根基是交易，需要做流量聚合；腾讯的根基是社交，需要的是流量分发。因此，生态下具备战略意义的公司，阿里偏好绝对控股，腾讯的风格则更温文尔雅，占股但不控股，马化腾更是称“要把半条命交给合作伙伴”。
当时的王兴，看明白了两大巨头的流量逻辑，最终选择了站队腾讯。因为，王兴的“野心”，是想独立发展为本地生活服务电商老大。
事实上，美团和阿里很像，本质也是交易平台，需要流量聚合。同是做交易，王兴很清楚，“同向为竞，相向为争”。在本地生活服务领域，美团和阿里必有一争。
2018年10月12日，阿里正式宣布成立本地生活服务公司，由饿了么和口碑两大业务合并而成。从业务范围来看，阿里本地生活服务公司与美团的外卖和到店业务完全对标，再加上阿里体系内的淘票票和飞猪旅行等业务板块，阿里和美团形成了全面竞争态势。
事实上，美团垄断争议并不止于“二选一”。
美团作为外卖行业龙头老大，被指对餐饮商户抽成过高，在部分地区流水抽成达到18%-26%。2020年4月10日，广东餐饮服务行业协会发布《广东餐饮行业致美团外卖联名交涉函》，要求美团外卖降低抽佣比例和取消独家合作。除此之外，四川、重庆、云南、山东等地的多个行业协会也致信美团，呼吁降低佣金。
饱受诟病的，还有利用大数据“杀熟”。2020年12月，有媒体文章称，“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外卖，同一个配送位置，开通美团外卖会员后，外卖配送费却比非会员还高”。
一时间，美团成为众矢之的：吃相难看！
除了外卖，美团在其他领域也存在大数据杀熟行为。有网友反映，同一个电竞酒店订单，都是非会员，一名女网友账号显示268元，她男朋友账号则是248元。
网友发现，同一时间，购买起始地相同的同一趟航班，也出现了不同的价格。长时间使用的充值会员账号比使用较少的非会员账号，少则贵几元，多则贵出几百元。
相比国外反垄断，为了支持新经济，多年来中国对互联网领域采取了包容审慎的态度，从未因反垄断查处过任何一家中国互联网企业。
但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巨头体量的增长，市场集中度提高，反垄断问题日益突出，尤其是新冠疫情刺激了线上经济的发展。
此外，互联网巨头们在社区团购领域的巨额投入，在短时间内对生活必需品价格体系过快造成了冲击。叠加蚂蚁集团等互联网金融引起的争议，社会各界赞同加速推动反垄断监管的观点不断增多。
王兴面前的新课题
2020年11月10日，市场监管总局就《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如刷单刷评行为，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等等这些排它、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在意见稿中均将被认为是可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同时，国家开具了互联网反垄断以来的最大罚单，对阿里收购银泰、阅文收购新丽、丰巢收购中邮智递三起未依法申报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顶格罚款50万元，成为《反垄断法》颁布以来互联网公司因垄断被罚的第一案。
监管动真格后，“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等排它、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终将成为历史。
作为反垄断重点监管对象，美团的发展前景无疑将受到限制，这也是摆在王兴面前的新课题，美团未来的坎不会少。
首先，美团无边界扩张，树敌无数，未来会更难。
成立以来，美团在团购、外卖、酒旅、出行、娱乐等领域，四面出击，树敌无数。目前，阿里、百度、滴滴、携程都已经是美团的直接对手。
出行领域，好友程维曾经问过王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王兴回答，我就想试试。
未来，在 “我们帮助人们吃得更好，生活得更好”的新使命下，王兴想试试的领域，将会更多。
其次，美团需要科技创新。
互联网反垄断浪潮袭来，互联网巨头靠资本野蛮扩张的时代将告一段落。打铁还需自身硬，比起在低端领域扩张，科技创新才是未来的制胜之道。
起家于模仿的美团，多是在前人已有的基础上一路超越至今，创新能力有待观察。“美团优选”被列为继团购、外卖后美团的第三条增长曲线。然而，社区团购平台低价倾销、挤压就业等问题已经受到监管层关注。
美团的未来怎么走？或许对王兴而言，中场结束，下半场才刚刚开始。让我们拭目以待。
文丨林雨秀
来源丨正经社
文｜AI财经社 冒诗阳
编辑｜孙明
美团外卖对骑手身份、行为监管责任的逃避，正成为隐患。
1月6日晚，根据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警方消息，一名美团外卖骑手因涉嫌故意杀人而被调查。
案件发生在20多年前。在2000年7月20日新疆的一起故意杀人案中，作案人杀害两人后潜逃。2020年12月28日，警方通过对比找到了犯罪嫌疑人赵某某（男，54岁，吉林省人），经过警方讯问，赵某某供述了当年在新疆行凶的犯罪事实。而此时，这名潜逃了20多年的犯罪嫌疑人，正以美团外卖骑手为生。
这不是美团外卖骑手第一次陷入命案。2019年12月22日，一位美团外卖骑手在武汉洪山区一商场内持刀行凶，警方赶到后遇刺者已丧失生命体征。除了命案外，仅2020年，就有美团外卖骑手“直播骚扰女顾客”，“未点餐被强送外卖”等消息见诸报道。
这些事件暴露出的问题不同，但无不指向美团等外卖平台。在骑手招募中，从平台到站点与其说是在筛人，不如说是在拉人、揽工。
美团外卖骑手应聘，被拒比入职难
根据美团官方披露，2019年通过美团平台获得收入的骑手总数为398.7万人，比2018年增长了23.3%。在所有骑手中，男性骑手占比为93.3%；20-40岁骑手占比83.7%。
通过绝大多数从业者勤恳的劳动，外卖送餐员作为一个整体，逐渐在社会上获得更多的尊重和理解，但故事的另一面，由于外卖平台简陋的身份审核机制，大范围通过外包等形式规避管理职责，让“骑手”成为最容易获得的谋生方式，这就为少数有不良行为倾向甚至罪案逃犯混入其中提供了可能性。
“全职兼职都可以做。”美团外卖通州区某站点的负责人告诉AI财经社，“会使用智能手机客户端和导航、身体健康、年龄18到57岁，满足这三个条件就能来。”
AI财经社了解到，目前美团外卖骑手分为全职和“众包”两种，所谓众包即是兼职。两者差别体现在收入计算方式和管理制度上。收入上，以北京为例，全职骑手每月送餐800单以内按8元每单结算工资，超过800单的部分按8.5元每单结算，工资月结，优势是相对稳定；众包骑手每单价格不固定，可选择的订单往往配送难度高一些，好处是收入高，一单经常能挣13元以上，日结工资。管理上，全职骑手有考勤要求，众包骑手则可以随时开始、随时结束。
但无论是全职还是众包，美团外卖对骑手的审核、监管都十分简陋。
“有身份证、健康证，再准备一张银行卡，明天就可以开始工作。”美团外卖朝阳区某站点的负责人告诉AI财经社，做全职骑手需要现场面试，但内容只是“给你讲一下工作性质跟工资”，此外“你同意工作，我给你做个简单培训，就能上岗。”
众包骑手的审核更为简单。“没有任何考察，不用面试。”一名美团众包骑手告诉AI财经社，下载一个名为“美团众包”的APP，在后台上传身份证、健康证，注册完成后即可开始接单，“一直缺人，扫我的二维码再注册骑手，我还能得到奖金。”
AI财经社了解到，美团外卖骑手的招募渠道分为两个，总部只参与全职骑手的招募，根据应聘者住处就近分配站点，再由站点负责人具体对接。众包骑手则可以线上申请，或直接联系站点负责人。
然而，由于骑手短缺，美团骑手的招聘在很多地区都像是一个“卖方市场”，用工方将骑手的审核降至最低，比起筛人，从负责美团骑手招聘的总部部门到各个站点，他们的工作更像是在“揽人”。
“没做过也没事，能入职咱们有老骑手带的。”直属于美团负责骑手招募的负责人向参与应聘骑手的AI财经社记者表示，“干好了（工资）一万左右没问题。”
不仅不履行审查责任，美团推进骑手招聘的部门还可以帮应聘者“走后门”。上述美团负责人透露，被系统“拉黑”的众包骑手、被站点负责人淘汰的全职骑手，都可以来找他，他可以帮助解决问题，“只要你肯吃苦，我带你赚钱。”
业务能力施压
对从业人员身份、行为的核查是很多行业普遍存在的难点，然而，外卖职业的特征，决定了配送员能够有更多渠道获得客户私人信息，外卖骑手的工作区域相对固定，对所负责区域情况往往熟悉程度较高，甚至能够掌握部分客户的生活习惯，与快递多在白天作业不同，骑手有机会在深夜出入住宅。再加上骑手数量庞大，这些特点意味着一旦管理失控，小的概率也可能带来大的隐患。
2020年3月，一名美团外卖骑手直播打电话骚扰女顾客的视频在网络流传。视频中，这名外卖骑手将镜头对准手机上的美团骑手后台，画面上能清楚看到用户购买的商品明细，骑手故意向女顾客抛出骚扰问题，随后改口蒙混过关，引发直播看客的一阵哄笑，而这名女顾客对此毫不知情。
2020年5月，江苏南京一市民称其女友在未点餐的情况下，有美团外卖骑手上门送餐。据警方调查通报，这名骑手从另一名骑手处获取当事人姓名、住址等隐私信息，自行下单定外卖到地址，后将外卖送上门以同顾客接触。
此类事件在互联网端屡见不鲜，这背后，美团等外卖平台对骑手从业人员不仅身份审核简陋，对其行为的监管和约束亦十分简单。
以北京地区为例，一名美团众包骑手告诉AI财经社，北京有26个站点，规模较小的站点有二三十名骑手，大的站点则有上百名骑手，“大站点每天都有人员变动”，骑手数量众多，且人员流动性大，导致站长要对骑手实施考察几乎不可能，“站长可以在后台看到我们的位置，调配我们跑业务，别的都不管。”
实际上，美团等外卖平台对骑手的考核制度不仅未对行为规范有效考察，“唯业绩论”的高压考核方式，对从业者心理健康状况的漠视，反而制造了冲突的可能性，也使得骑手成为高危职业。
“只会考核我们的准点率、投诉和差评。”上述众包骑手告诉AI财经社，出现这些问题，平台都会将惩罚落实到骑手，“每天要跑五六十单，多的时候七八十单。”
2020年9月央视财经的一项调查中，一名外卖员在一小时内送达5单外卖，为保证时间，外卖员共计六次违反交通规则。除了准点率带来的隐患外，接受央视采访的一名美团外卖骑手透露，投诉罚款50元，投诉情况严重的，则可能罚款500元。
严苛的制度下，骑手们为了保证准点率而在午餐、晚餐等高峰时段高风险作业，为了消灭投诉和差评，部分骑手情绪失控报复顾客等事情经常发生。
“劳务外包＋众包兼职”支撑起400万骑手
与高压的考核方式形成对比的，是平台、用工方对骑手保障的逃避。
“每天从工资里扣3块钱作为保险费，没有其他保障了。”上述众包骑手告诉AI财经社，但对于保险“保”了什么，他并不清楚，而对于美团向骑手提供的心理咨询热线，实际也形同虚设，“不了解”也“不会打”。
“现在没有跟美团直接签署的合同了。”上述美团外卖朝阳区某站点的负责人向AI财经社记者介绍说，即便是全职骑手，也只能跟劳务公司签电子合同，无论是全职还是众包，都不缴纳五险一金。
“新骑手选众包的比选全职的多。”一名美团全职骑手告诉AI财经社，他已经从事这份职业超过三年时间，由于用工量和流动量十分大，再加上全职比兼职并没有太多优势，因此新入行者很多都选择做众包骑手。
这种劳务外包＋众包兼职的模式，支撑起了美团近400万的骑手团队，以及美团庞大的外卖送餐业务。
根据美团2020年三季度财报，当季美团餐饮外卖日均单量达到历史峰值3492万单，同比增长30.1%，单均盈利0.23元；同期骑手成本每单核算20Q3单均7.4元，与去年同期持平。
单均盈利仅有0.23元的情况下，美团为保障外卖业务的利润，几乎没有太多空间去改善骑手的福利。与之相反，美团的业绩增长正更多依赖于外卖送餐，根据财报，从2017年第三季度到2020年第三季度，美团的餐饮外卖业务所贡献的收入从60.44亿元增长至206.93亿元，快速的增长下，2020年第三季度外卖送餐收入已经贡献了美团总营收的58.45%，成为美团的“基本盘”。
相比之下，美团到店和酒店旅游以及新业务两个板块收入的占比则分别仅有18.30%和23.25%。
在外卖这项生意中，美团考虑的是如何更好盈利，而在本就毛利很低的外卖生意中，更难看到改善问题的可能性。然而，美团以漏洞百出的揽工方式、低成本的用工制度支撑起的“基本盘”，无疑是将很多本应由平台承担的责任推向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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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兴的一道题，美团的两道坎
垄断争议风波不断
24岁的王兴从美国辍学回国时，正是2003年冬天。他先后创立了校内网和饭否网，都以失败告终。
但他毫不气馁，接着在2010年推出了美团网。历经千团混战、外卖大战，带领美团一路狂奔，终成互联网江湖的一方霸主，跻身互联网TOP3。
然而，2020年年末，美团却屡陷反垄断舆论风波。
近日，因取消支付宝渠道，美团遭遇反垄断诉讼。起诉原因，与此前阿里如出一辙，皆因困扰中国互联网发展十年之久的“二选一”。
所谓二选一，指的是入驻平台的商家，只能在该平台卖货。这种商业行为，最终实质是为了打压对手，即通过控制商家，间接控制了消费者选择的权利。
如今，监管重拳出击，剑指长期以来广受诟病的 “二选一”、 “大数据杀熟”以及“搭售”等互联网垄断问题。
“二选一”由来已久
中国互联网领域最早的“二选一”始于2010年，360和腾讯的“3Q”大战。
当时360发布了一款“隐私保护器”，专门搜集QQ软件是否侵犯用户隐私。作为互联网的龙头，腾讯当然不能容忍，于是给了10亿用户两个选择：要么装载360软件，但QQ会停止运行；要么卸载360软件，QQ才能登录。
此后，“二选一”在中国互联网界开始被滥用。
美团参与支付领域“二选一”之争，开始于2018年，正值腾讯和阿里都在开足马力向线下零售业进军之际，两大巨头的移动支付大战也进入白热化阶段。
2018年3月，腾讯系沃尔玛、步步高被爆出下线支付宝支付功能。随后，作为反击，阿里系的盒马生鲜宣布只能使用支付宝付款。
数据显示，2018年，支付宝占据支付市场份额为53.78%，微信支付仅占38.87%。为了支持腾讯，2018年之后，美团开始逐渐屏蔽支付宝支付。
那么，美团缘何站队腾讯？
阿里的根基是交易，需要做流量聚合；腾讯的根基是社交，需要的是流量分发。因此，生态下具备战略意义的公司，阿里偏好绝对控股，腾讯的风格则更温文尔雅，占股但不控股，马化腾更是称“要把半条命交给合作伙伴”。
当时的王兴，看明白了两大巨头的流量逻辑，最终选择了站队腾讯。因为，王兴的“野心”，是想独立发展为本地生活服务电商老大。
事实上，美团和阿里很像，本质也是交易平台，需要流量聚合。同是做交易，王兴很清楚，“同向为竞，相向为争”。在本地生活服务领域，美团和阿里必有一争。
2018年10月12日，阿里正式宣布成立本地生活服务公司，由饿了么和口碑两大业务合并而成。从业务范围来看，阿里本地生活服务公司与美团的外卖和到店业务完全对标，再加上阿里体系内的淘票票和飞猪旅行等业务板块，阿里和美团形成了全面竞争态势。
事实上，美团垄断争议并不止于“二选一”。
美团作为外卖行业龙头老大，被指对餐饮商户抽成过高，在部分地区流水抽成达到18%-26%。2020年4月10日，广东餐饮服务行业协会发布《广东餐饮行业致美团外卖联名交涉函》，要求美团外卖降低抽佣比例和取消独家合作。除此之外，四川、重庆、云南、山东等地的多个行业协会也致信美团，呼吁降低佣金。
饱受诟病的，还有利用大数据“杀熟”。2020年12月，有媒体文章称，“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外卖，同一个配送位置，开通美团外卖会员后，外卖配送费却比非会员还高”。
一时间，美团成为众矢之的：吃相难看！
除了外卖，美团在其他领域也存在大数据杀熟行为。有网友反映，同一个电竞酒店订单，都是非会员，一名女网友账号显示268元，她男朋友账号则是24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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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国外反垄断，为了支持新经济，多年来中国对互联网领域采取了包容审慎的态度，从未因反垄断查处过任何一家中国互联网企业。
但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巨头体量的增长，市场集中度提高，反垄断问题日益突出，尤其是新冠疫情刺激了线上经济的发展。
此外，互联网巨头们在社区团购领域的巨额投入，在短时间内对生活必需品价格体系过快造成了冲击。叠加蚂蚁集团等互联网金融引起的争议，社会各界赞同加速推动反垄断监管的观点不断增多。
王兴面前的新课题
2020年11月10日，市场监管总局就《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如刷单刷评行为，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等等这些排它、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在意见稿中均将被认为是可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同时，国家开具了互联网反垄断以来的最大罚单，对阿里收购银泰、阅文收购新丽、丰巢收购中邮智递三起未依法申报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顶格罚款50万元，成为《反垄断法》颁布以来互联网公司因垄断被罚的第一案。
监管动真格后，“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等排它、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终将成为历史。
作为反垄断重点监管对象，美团的发展前景无疑将受到限制，这也是摆在王兴面前的新课题，美团未来的坎不会少。
首先，美团无边界扩张，树敌无数，未来会更难。
成立以来，美团在团购、外卖、酒旅、出行、娱乐等领域，四面出击，树敌无数。目前，阿里、百度、滴滴、携程都已经是美团的直接对手。
出行领域，好友程维曾经问过王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王兴回答，我就想试试。
未来，在 “我们帮助人们吃得更好，生活得更好”的新使命下，王兴想试试的领域，将会更多。
其次，美团需要科技创新。
互联网反垄断浪潮袭来，互联网巨头靠资本野蛮扩张的时代将告一段落。打铁还需自身硬，比起在低端领域扩张，科技创新才是未来的制胜之道。
起家于模仿的美团，多是在前人已有的基础上一路超越至今，创新能力有待观察。“美团优选”被列为继团购、外卖后美团的第三条增长曲线。然而，社区团购平台低价倾销、挤压就业等问题已经受到监管层关注。
美团的未来怎么走？或许对王兴而言，中场结束，下半场才刚刚开始。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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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6日晚，根据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警方消息，一名美团外卖骑手因涉嫌故意杀人而被调查。
案件发生在20多年前。在2000年7月20日新疆的一起故意杀人案中，作案人杀害两人后潜逃。2020年12月28日，警方通过对比找到了犯罪嫌疑人赵某某（男，54岁，吉林省人），经过警方讯问，赵某某供述了当年在新疆行凶的犯罪事实。而此时，这名潜逃了20多年的犯罪嫌疑人，正以美团外卖骑手为生。
这不是美团外卖骑手第一次陷入命案。2019年12月22日，一位美团外卖骑手在武汉洪山区一商场内持刀行凶，警方赶到后遇刺者已丧失生命体征。除了命案外，仅2020年，就有美团外卖骑手“直播骚扰女顾客”，“未点餐被强送外卖”等消息见诸报道。
这些事件暴露出的问题不同，但无不指向美团等外卖平台。在骑手招募中，从平台到站点与其说是在筛人，不如说是在拉人、揽工。
美团外卖骑手应聘，被拒比入职难
根据美团官方披露，2019年通过美团平台获得收入的骑手总数为398.7万人，比2018年增长了23.3%。在所有骑手中，男性骑手占比为93.3%；20-40岁骑手占比83.7%。
通过绝大多数从业者勤恳的劳动，外卖送餐员作为一个整体，逐渐在社会上获得更多的尊重和理解，但故事的另一面，由于外卖平台简陋的身份审核机制，大范围通过外包等形式规避管理职责，让“骑手”成为最容易获得的谋生方式，这就为少数有不良行为倾向甚至罪案逃犯混入其中提供了可能性。
“全职兼职都可以做。”美团外卖通州区某站点的负责人告诉AI财经社，“会使用智能手机客户端和导航、身体健康、年龄18到57岁，满足这三个条件就能来。”
AI财经社了解到，目前美团外卖骑手分为全职和“众包”两种，所谓众包即是兼职。两者差别体现在收入计算方式和管理制度上。收入上，以北京为例，全职骑手每月送餐800单以内按8元每单结算工资，超过800单的部分按8.5元每单结算，工资月结，优势是相对稳定；众包骑手每单价格不固定，可选择的订单往往配送难度高一些，好处是收入高，一单经常能挣13元以上，日结工资。管理上，全职骑手有考勤要求，众包骑手则可以随时开始、随时结束。
但无论是全职还是众包，美团外卖对骑手的审核、监管都十分简陋。
“有身份证、健康证，再准备一张银行卡，明天就可以开始工作。”美团外卖朝阳区某站点的负责人告诉AI财经社，做全职骑手需要现场面试，但内容只是“给你讲一下工作性质跟工资”，此外“你同意工作，我给你做个简单培训，就能上岗。”
众包骑手的审核更为简单。“没有任何考察，不用面试。”一名美团众包骑手告诉AI财经社，下载一个名为“美团众包”的APP，在后台上传身份证、健康证，注册完成后即可开始接单，“一直缺人，扫我的二维码再注册骑手，我还能得到奖金。”
AI财经社了解到，美团外卖骑手的招募渠道分为两个，总部只参与全职骑手的招募，根据应聘者住处就近分配站点，再由站点负责人具体对接。众包骑手则可以线上申请，或直接联系站点负责人。
然而，由于骑手短缺，美团骑手的招聘在很多地区都像是一个“卖方市场”，用工方将骑手的审核降至最低，比起筛人，从负责美团骑手招聘的总部部门到各个站点，他们的工作更像是在“揽人”。
“没做过也没事，能入职咱们有老骑手带的。”直属于美团负责骑手招募的负责人向参与应聘骑手的AI财经社记者表示，“干好了（工资）一万左右没问题。”
不仅不履行审查责任，美团推进骑手招聘的部门还可以帮应聘者“走后门”。上述美团负责人透露，被系统“拉黑”的众包骑手、被站点负责人淘汰的全职骑手，都可以来找他，他可以帮助解决问题，“只要你肯吃苦，我带你赚钱。”
业务能力施压
对从业人员身份、行为的核查是很多行业普遍存在的难点，然而，外卖职业的特征，决定了配送员能够有更多渠道获得客户私人信息，外卖骑手的工作区域相对固定，对所负责区域情况往往熟悉程度较高，甚至能够掌握部分客户的生活习惯，与快递多在白天作业不同，骑手有机会在深夜出入住宅。再加上骑手数量庞大，这些特点意味着一旦管理失控，小的概率也可能带来大的隐患。
2020年3月，一名美团外卖骑手直播打电话骚扰女顾客的视频在网络流传。视频中，这名外卖骑手将镜头对准手机上的美团骑手后台，画面上能清楚看到用户购买的商品明细，骑手故意向女顾客抛出骚扰问题，随后改口蒙混过关，引发直播看客的一阵哄笑，而这名女顾客对此毫不知情。
2020年5月，江苏南京一市民称其女友在未点餐的情况下，有美团外卖骑手上门送餐。据警方调查通报，这名骑手从另一名骑手处获取当事人姓名、住址等隐私信息，自行下单定外卖到地址，后将外卖送上门以同顾客接触。
此类事件在互联网端屡见不鲜，这背后，美团等外卖平台对骑手从业人员不仅身份审核简陋，对其行为的监管和约束亦十分简单。
以北京地区为例，一名美团众包骑手告诉AI财经社，北京有26个站点，规模较小的站点有二三十名骑手，大的站点则有上百名骑手，“大站点每天都有人员变动”，骑手数量众多，且人员流动性大，导致站长要对骑手实施考察几乎不可能，“站长可以在后台看到我们的位置，调配我们跑业务，别的都不管。”
实际上，美团等外卖平台对骑手的考核制度不仅未对行为规范有效考察，“唯业绩论”的高压考核方式，对从业者心理健康状况的漠视，反而制造了冲突的可能性，也使得骑手成为高危职业。
“只会考核我们的准点率、投诉和差评。”上述众包骑手告诉AI财经社，出现这些问题，平台都会将惩罚落实到骑手，“每天要跑五六十单，多的时候七八十单。”
2020年9月央视财经的一项调查中，一名外卖员在一小时内送达5单外卖，为保证时间，外卖员共计六次违反交通规则。除了准点率带来的隐患外，接受央视采访的一名美团外卖骑手透露，投诉罚款50元，投诉情况严重的，则可能罚款500元。
严苛的制度下，骑手们为了保证准点率而在午餐、晚餐等高峰时段高风险作业，为了消灭投诉和差评，部分骑手情绪失控报复顾客等事情经常发生。
“劳务外包＋众包兼职”支撑起400万骑手
与高压的考核方式形成对比的，是平台、用工方对骑手保障的逃避。
“每天从工资里扣3块钱作为保险费，没有其他保障了。”上述众包骑手告诉AI财经社，但对于保险“保”了什么，他并不清楚，而对于美团向骑手提供的心理咨询热线，实际也形同虚设，“不了解”也“不会打”。
“现在没有跟美团直接签署的合同了。”上述美团外卖朝阳区某站点的负责人向AI财经社记者介绍说，即便是全职骑手，也只能跟劳务公司签电子合同，无论是全职还是众包，都不缴纳五险一金。
“新骑手选众包的比选全职的多。”一名美团全职骑手告诉AI财经社，他已经从事这份职业超过三年时间，由于用工量和流动量十分大，再加上全职比兼职并没有太多优势，因此新入行者很多都选择做众包骑手。
这种劳务外包＋众包兼职的模式，支撑起了美团近400万的骑手团队，以及美团庞大的外卖送餐业务。
根据美团2020年三季度财报，当季美团餐饮外卖日均单量达到历史峰值3492万单，同比增长30.1%，单均盈利0.23元；同期骑手成本每单核算20Q3单均7.4元，与去年同期持平。
单均盈利仅有0.23元的情况下，美团为保障外卖业务的利润，几乎没有太多空间去改善骑手的福利。与之相反，美团的业绩增长正更多依赖于外卖送餐，根据财报，从2017年第三季度到2020年第三季度，美团的餐饮外卖业务所贡献的收入从60.44亿元增长至206.93亿元，快速的增长下，2020年第三季度外卖送餐收入已经贡献了美团总营收的58.45%，成为美团的“基本盘”。
相比之下，美团到店和酒店旅游以及新业务两个板块收入的占比则分别仅有18.30%和23.25%。
在外卖这项生意中，美团考虑的是如何更好盈利，而在本就毛利很低的外卖生意中，更难看到改善问题的可能性。然而，美团以漏洞百出的揽工方式、低成本的用工制度支撑起的“基本盘”，无疑是将很多本应由平台承担的责任推向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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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兴的一道题，美团的两道坎
垄断争议风波不断
24岁的王兴从美国辍学回国时，正是2003年冬天。他先后创立了校内网和饭否网，都以失败告终。
但他毫不气馁，接着在2010年推出了美团网。历经千团混战、外卖大战，带领美团一路狂奔，终成互联网江湖的一方霸主，跻身互联网TOP3。
然而，2020年年末，美团却屡陷反垄断舆论风波。
近日，因取消支付宝渠道，美团遭遇反垄断诉讼。起诉原因，与此前阿里如出一辙，皆因困扰中国互联网发展十年之久的“二选一”。
所谓二选一，指的是入驻平台的商家，只能在该平台卖货。这种商业行为，最终实质是为了打压对手，即通过控制商家，间接控制了消费者选择的权利。
如今，监管重拳出击，剑指长期以来广受诟病的 “二选一”、 “大数据杀熟”以及“搭售”等互联网垄断问题。
“二选一”由来已久
中国互联网领域最早的“二选一”始于2010年，360和腾讯的“3Q”大战。
当时360发布了一款“隐私保护器”，专门搜集QQ软件是否侵犯用户隐私。作为互联网的龙头，腾讯当然不能容忍，于是给了10亿用户两个选择：要么装载360软件，但QQ会停止运行；要么卸载360软件，QQ才能登录。
此后，“二选一”在中国互联网界开始被滥用。
美团参与支付领域“二选一”之争，开始于2018年，正值腾讯和阿里都在开足马力向线下零售业进军之际，两大巨头的移动支付大战也进入白热化阶段。
2018年3月，腾讯系沃尔玛、步步高被爆出下线支付宝支付功能。随后，作为反击，阿里系的盒马生鲜宣布只能使用支付宝付款。
数据显示，2018年，支付宝占据支付市场份额为53.78%，微信支付仅占38.87%。为了支持腾讯，2018年之后，美团开始逐渐屏蔽支付宝支付。
那么，美团缘何站队腾讯？
阿里的根基是交易，需要做流量聚合；腾讯的根基是社交，需要的是流量分发。因此，生态下具备战略意义的公司，阿里偏好绝对控股，腾讯的风格则更温文尔雅，占股但不控股，马化腾更是称“要把半条命交给合作伙伴”。
当时的王兴，看明白了两大巨头的流量逻辑，最终选择了站队腾讯。因为，王兴的“野心”，是想独立发展为本地生活服务电商老大。
事实上，美团和阿里很像，本质也是交易平台，需要流量聚合。同是做交易，王兴很清楚，“同向为竞，相向为争”。在本地生活服务领域，美团和阿里必有一争。
2018年10月12日，阿里正式宣布成立本地生活服务公司，由饿了么和口碑两大业务合并而成。从业务范围来看，阿里本地生活服务公司与美团的外卖和到店业务完全对标，再加上阿里体系内的淘票票和飞猪旅行等业务板块，阿里和美团形成了全面竞争态势。
事实上，美团垄断争议并不止于“二选一”。
美团作为外卖行业龙头老大，被指对餐饮商户抽成过高，在部分地区流水抽成达到18%-26%。2020年4月10日，广东餐饮服务行业协会发布《广东餐饮行业致美团外卖联名交涉函》，要求美团外卖降低抽佣比例和取消独家合作。除此之外，四川、重庆、云南、山东等地的多个行业协会也致信美团，呼吁降低佣金。
饱受诟病的，还有利用大数据“杀熟”。2020年12月，有媒体文章称，“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外卖，同一个配送位置，开通美团外卖会员后，外卖配送费却比非会员还高”。
一时间，美团成为众矢之的：吃相难看！
除了外卖，美团在其他领域也存在大数据杀熟行为。有网友反映，同一个电竞酒店订单，都是非会员，一名女网友账号显示268元，她男朋友账号则是248元。
网友发现，同一时间，购买起始地相同的同一趟航班，也出现了不同的价格。长时间使用的充值会员账号比使用较少的非会员账号，少则贵几元，多则贵出几百元。
相比国外反垄断，为了支持新经济，多年来中国对互联网领域采取了包容审慎的态度，从未因反垄断查处过任何一家中国互联网企业。
但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巨头体量的增长，市场集中度提高，反垄断问题日益突出，尤其是新冠疫情刺激了线上经济的发展。
此外，互联网巨头们在社区团购领域的巨额投入，在短时间内对生活必需品价格体系过快造成了冲击。叠加蚂蚁集团等互联网金融引起的争议，社会各界赞同加速推动反垄断监管的观点不断增多。
王兴面前的新课题
2020年11月10日，市场监管总局就《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如刷单刷评行为，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等等这些排它、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在意见稿中均将被认为是可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同时，国家开具了互联网反垄断以来的最大罚单，对阿里收购银泰、阅文收购新丽、丰巢收购中邮智递三起未依法申报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顶格罚款50万元，成为《反垄断法》颁布以来互联网公司因垄断被罚的第一案。
监管动真格后，“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等排它、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终将成为历史。
作为反垄断重点监管对象，美团的发展前景无疑将受到限制，这也是摆在王兴面前的新课题，美团未来的坎不会少。
首先，美团无边界扩张，树敌无数，未来会更难。
成立以来，美团在团购、外卖、酒旅、出行、娱乐等领域，四面出击，树敌无数。目前，阿里、百度、滴滴、携程都已经是美团的直接对手。
出行领域，好友程维曾经问过王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王兴回答，我就想试试。
未来，在 “我们帮助人们吃得更好，生活得更好”的新使命下，王兴想试试的领域，将会更多。
其次，美团需要科技创新。
互联网反垄断浪潮袭来，互联网巨头靠资本野蛮扩张的时代将告一段落。打铁还需自身硬，比起在低端领域扩张，科技创新才是未来的制胜之道。
起家于模仿的美团，多是在前人已有的基础上一路超越至今，创新能力有待观察。“美团优选”被列为继团购、外卖后美团的第三条增长曲线。然而，社区团购平台低价倾销、挤压就业等问题已经受到监管层关注。
美团的未来怎么走？或许对王兴而言，中场结束，下半场才刚刚开始。让我们拭目以待。
文丨林雨秀
来源丨正经社
飞机票上旅游专享券是什么意思,旅游专享券是怎么用
飞机票上的旅游专享券是指在预订特定机票时额外赠送的旅游优惠券，主要用于在订酒店和景区门票时抵扣金额，享受更多优惠。以下是关于旅游专享券的详细说明及其使用方法：
一、旅游专享券的含义
- 附加福利：飞机票上的旅游专享券是航空公司或机票预订平台为了吸引旅客而提供的一种附加福利。
- 适用范围：这些优惠券通常适用于预订酒店和景区门票，旨在让旅客在旅行过程中享受更多优惠。
二、旅游专享券的使用方法
- 平台限制：旅游专享券只能在领取该券的平台使用，无法跨平台使用。
- 选择产品：进入酒店或景区的预订界面，寻找标注有“旅游专享”或相关提示文字的产品。这些产品表示可以使用旅游专享券进行抵扣。
- 勾选优惠券：在选择好要预订的产品后，进入结算页面。在结算页面，可以勾选之前领取的旅游专享券，系统会自动抵扣相应的金额。
- 支付余额：抵扣完优惠券金额后，支付剩余的金额即可完成预订。
三、注意事项
- 有效期：请务必注意旅游专享券的有效期，过期将无法使用。
- 使用条件：部分旅游专享券可能有特定的使用条件，如满额使用、限定酒店或景区等，请在使用前仔细阅读券面说明。
- 及时咨询：如遇使用问题，可及时联系平台客服进行咨询和解决。
综上所述，飞机票上的旅游专享券是一种实用的旅行优惠工具，能够为旅客在预订酒店和景区门票时提供更多的实惠和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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